被清理与被迫害:北京的“低端人口”与广西文革中的“四类分子”

2017年11月29日 9:27

作者:宋国庆,德国弗莱堡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博士生,来源:禁闻

一场吞噬了19条百姓生命的大火,看不到政府一丝怜悯与歉意,却成为清理受害者所属的群体——眼中的所谓“低端”的借口,这样明显的“归罪于受害者(victim blame)”逻辑,在大陆暴政下被堂而皇之地提出与执行着。几十万外来务工者被、消防等砸门踹门、断水断电、叱令期限搬离,公安将住户的锅碗瓢盆、行李等全部扔到大街上,然后将人撵出去,门上直接贴封条,被连夜强行赶出出租屋的外来务工者只得在寒冬中露宿街头。无怪乎有人将这样的行径与发生在1938年11月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相比:然而,德国纳粹党卫军、打砸与的是德国人眼中的异族犹太人;身披黑狗皮的北京公安与军警迫害的却是实实在在地生于斯长于斯、和他们一样黄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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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被中共人为划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所谓“四类分子”这样的上的“低端人口”,成为社会中的贱民阶层,在中共统治下过着相当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般的悲惨生活,遭受了超过三十年的迫害与歧视。据斯坦福大学教授Andrew G. Walder推算,1966年到1971年,中国大陆有接近160死于非命,三千万人遭受政治迫害。仅在广西一省,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二册)》(南宁,1986年2月)的官方披露,文革期间死人就超过八万六千人,其中七万多人是在非武斗的情况下以残酷手段大肆、杀死以及迫害致死的(包括杀俘虏)。民间学者宋永毅则估计期间死人近二十万。(参见 宋国庆,董国强《广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研究》,《领导者》68期,2016年2月:154-162 )

中共在土改时就有驱逐地主富农以及把四类分子及其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从边境地区强迫迁移的情况,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为全国普遍的行为。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上海把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造成不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文革期间,中共将所谓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在中共统治下,一部分人被人歧视,甚至于被人欺凌,被大多数人视而不见,是常态,是挑动被统治阶层的内斗以稳固自身统治的极权政权的典型手腕。5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将“二流子”、“破鞋”、吸毒、赌徒、地痞流氓、小拿小摸者均列为特殊户口管理,对过去有污点的人,不问现状,不加审查,也都列为特殊户口,加以管制。这些人被视为社会底层,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自由。从过去的政治“低端人口”(四类分子)到如今的经济和户籍上的“低端人口”(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悲惨命运这是中共屡次发动政治内斗,整风批斗,搞内部迫害的传统所决定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