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揭康生与周恩来邓小平鲜为人知的亲密关系

2017年05月14日 17:22

康生关系很好。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会议上,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本文选自2013年第2期《炎黄春秋》,作者阎长贵曾任秘书,原题为《康生的秘书谈康生》。

1966年,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陶铸、邓小平、朱德、陈毅、贺龙等人的陪同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黄宗汉作为康生的秘书,在康生身边工作十几年,经历了康生主持写和苏共争论即所谓“反修”的“九评”文章的事,也见证了康生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康生死后,他还由于康生生前的关照,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副军级)。他和康生相处时间很长,无疑对康生是很了解的。但他对康生莫说没留下全面的回忆,就是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回忆也没有。这是多么可惜、而又实在无法弥补和挽救的事情。与他相同,还有一位比他给康生做秘书时间更长的李鑫,在康生死后,当了中央办公厅副——据说还是第一个向华国锋提议解决“四人帮”的人,而他比黄宗汉死的还早,也没有看到他留下什么对康生的回忆材料。不消说,没有李鑫、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这对全面(包括正面和负面)和了解康生是很不利的。而在李鑫、黄宗汉生前,也没有人做这方面的“抢救”工作,甚至没人提起这件事,实在是一种遗憾,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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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汉没有留下对康生的比较全面的回忆材料,但我以及其他人在“文革”后和他的接触中,他还是谈到康生的一些事情,尽管不全面、不系统,但对我们了解康生这个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写了这篇小文。

我是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期间认识黄宗汉的,因为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又在负责人身边做同样的工作,认识后,很亲切,简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比我幸运,他一直受康生重用,而我则仅仅一年时间就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了监狱,关押起来。“文革”后我们又不止一次地见面相聚、畅谈,他还经常问我,经济上有困难没有,他表示可以帮助我,我很感激他。2001年3月22日,我和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起到国防大学去看望他(他在康生被揭发和批判后得到某大人物的关照,仅被降为国防大学师职教员,苏双碧和他是福建老乡),在我们晤谈中,他谈到康生和中央一些人的关系,我认为很重要,回家后做了追记,现在加以整理,公之于世。

1、康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刘少奇。在1966年5月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康生竟然和戚本禹、张春桥等很多人一样不知道这个《通知》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是刘少奇。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还向刘少奇做检讨。他说:“王明路线的时候,我犯过错误,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的路线的。”(据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还说,在延安我向你做过检讨,在今天我还要向你检讨,将来还要检讨。不能像有的人,当时反对你,还代替了你,一点检讨也不做(总理插话:那就是××啊!)

2、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黄宗汉说,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的书中,讲到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者)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按:康生做了大量坏事,当然与他的品质有关,是不是也要从体制方面找找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笔者)

笔者补充一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3、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18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4、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黄宗汉说,康在延安告诉江青,你跟主席结婚,成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当明星不一样。江青会见维克多的事,康很不满。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说说进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总理讲,总理回答,主席说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足矣。黄说,有一天夜里,李讷敲他的门,说找康老,要告江青的状。

笔者补充一点。七八年前,我在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时,写了林彪、总理、陈伯达等领导人对江青的赞扬,但我没查到康生对江青的赞扬。

还有一件事,是关锋告诉我的。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因为打倒陶铸的方式和程序(请注意我加着重点的几个字——笔者)的事,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这个会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相关阅读:安乐死根本安乐不了,别宣传了】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需要说明一点,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见过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没见过江青这样训斥康生。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但这并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怕江青)。康生后来在公开场合,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种称呼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