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既不是令人羡慕的富二代，也不是事業有成后隱退的高凈值移民。
他們的經濟狀況和語言水平低於平均水平，在沒有父輩old money和社會關係的的加持下，他們仍在迅速變遷的澳洲社會中努力生存。
今天走進《澳洲財經見聞》的，是三位定居在澳洲的普通華人，他們的故事也讓我們了解到，在社交媒體上充斥的「人均收入30萬澳元」的帖子不僅失真，而且有毒。
犧牲一代人
第一位接受我們採訪的Leo，在墨爾本西區經營著一家小型家裝公司。
黑瘦的Leo一身穿著非常樸素，駕駛著一輛上汽集團（SAIC）出口到澳洲的麵包車，他告訴《澳洲財經見聞》記者，自己來自中國江浙一帶的農村，做這一行已經10多年，目前和14歲的女兒一起在墨爾本生活。
澳財記者：「您覺得當人們說起『澳洲華人』的時候，一般都會有一種什麼樣的印象？」
Leo：「我覺得肯定是有錢人，富二代富三代，一般人肯定是很有錢才出國移民生活的。你看小紅書上，都是住大房子開好車，我們這種靠身體賺錢的也不好意思發什麼視頻，而且也沒有時間發，每天工作強度都很高。」
「我做地板的嘛，我們有實木地板和複合地板，現在很多新蓋的大房子，我們去裝地板的時候，裏面都是很年輕的小夫妻，30幾歲的，我們裝地板的時候他們就在房間刷手機叫外賣，男人不出去工作的。」
澳財記者：「您覺得澳洲的生活成本怎麼樣，最近兩年利率上漲，是否對您的生意有影響？」
Leo：「物價肯定比國內高得多，人工成本也是一樣，所以我都是自己帶著徒弟做。我們（自己和女兒）一直都是租房子，我老婆在國內，以後肯定還是要回去的，在這裏語言不通，沒有文化，只能多賺點錢，犧牲一代人吧，讓孩子有個好起點。」
澳財記者：「將來回國以後，您對孩子有什麼期望嗎？」
Leo：「老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女孩子讀書不用太好，我再苦幾年，把養老送終的錢攢夠了，給她嫁妝攢夠了，我們就功德圓滿了。」
你爸不開賓利
第二位來自河北的Geoff是一位剛剛轉業上崗的貨車司機，他最大的願望就是下一代能夠在澳洲生根，融入本地主流社會。
澳財記者：「您覺得人們對澳洲華人的刻板印象是什麼？」
Geoff：「我們來澳洲差不多5年吧，剛蹲完移民監就遇到疫情，之前工作的窗帘廠倒閉了，後來朋友介紹做物流。我來之前的話覺得澳洲特別好，你說無論是食品安全還是空氣質量，都比國內好太多，所以早期我的印象是澳洲華人都很有錢，沒錢誰出來遭洋罪啊？」
澳財記者：「那後來是什麼改變了您的看法呢？」
Geoff：「有時候有種被欺騙的感覺，就是表面上澳洲社會非常完美，真的，哎呀本地人都特別禮貌友善，但是當你真正去融入的時候，你會發現有很多的隱形門檻……當然我們自己也有原因，比如語言和文化不通，蹦幾個單詞兒那不叫會英語，你怎麼跟當地人交流？所以吧，現在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成為澳洲社會的一員，實質意義上的。」
澳財記者：「您剛才提到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生根澳洲，您的孩子現在喜歡澳洲嗎？」
Geoff：「喜歡肯定是喜歡，至少比國內的教育要好太多，國內課間那10分鐘休息都沒有，孩子們從小就近視駝背，這邊非常自由。但是吧，還是那句話，外人看都覺得好，自己去融入其實不容易。」
「我們倆（夫妻）在國內條件也還可以，有些積蓄，來澳洲以後就把孩子送私校，都覺得貴的肯定錯不了……一開始孩子都挺開心，但是後來我感覺啊，融入還是不順利，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孩子告訴我說以後在學校門口接就行，不要把車開進去了，後來才發現是孩子覺得丟人了，這件事對我觸動特別大。」
澳財記者：「您是覺得物質條件是阻礙孩子融入的主要障礙嗎？」
Geoff：「肯定是一大部分，有些家長帶頭卷，假期包機送全班孩子到紐西蘭滑雪的，當然這我也只是聽說，但我覺著物質條件肯定是交朋友的敲門磚，假期回來，朋友一問，去哪兒玩兒了，哪兒也沒去，家裡蹲倆月，那你就只有聽故事的份兒唄？」
澳財記者：「那您覺得把孩子送進私校是不是個錯誤的選擇呢？」
Geoff：「我們當時確實把問題想太簡單，私校隱形的門檻其實很多，但是我們不後悔，孩子還在不斷適應，而且澳洲的這些孩子們都非常善良單純，孩子不會因為你爸不開賓利送你就不和你玩兒，這不會。再說了，把孩子供出來，可能是讓後代融入主流社會的唯一道路吧。」
沒有後悔葯
最後一位走進我們訪談的是Jenny，Jenny是兩個孩子的外婆，在2013年跟著女兒來到澳洲，從此定居墨爾本東區。Jenny患有糖尿病和嚴重的關節炎，每天最大的快樂就是看到孫子和孫女。
澳財記者：「您在出國前和出國后，對澳洲還有澳洲華人的看法有變化嗎？」
Jenny：「就是不知道，感覺就是閉著眼睛就來了，為了孩子，把國內的房子和存款全部換成澳幣，那個時候的澳幣還是很貴的，都在6和7左右。來了以後，感覺很孤獨，那個街道上一個人都看不到，都是車子，有一次好不容易看到一個中國人，請她來家裡坐，人家說從來不串門就走掉了。說實話，我不喜歡澳大利亞。」
澳財記者：「那您是為了女兒才來澳洲的嗎？」
Jenny：「我女兒很優秀，北外畢業的，我老伴走得早，說我們相依為命不誇張的。後來她在上海工作認識了現在的西人丈夫，就過來澳洲了，我想著怕女兒一個人在國外吃苦，就跟著過來了，你想想看，萬一婆家都欺負她，她怎麼辦？」
澳財記者：「這兩年的物價上漲了很多，對您的生活影響大嗎？」
Jenny：「物價高不高對我生活影響不大的，我這個歲數了，消費很少了。但是我女兒他們壓力是很大，我這個女婿是個工程師，收入不錯的，一年20多萬，但是一直住在大山裡，每天開車送孩子上學都要一個多小時，一開始還要送孩子去山裡的學校，我說那完蛋了，長大以後跟他一樣都是榆木腦袋。」
「我最生氣的就是不准我去他們家裡做飯，說油煙大，但是我做了飯么他們也都跟著吃。你說說看，這樣子做人以後你在社會上沒有路走的呀。」
澳財記者：「那您後悔讓女兒來澳洲嗎？」
Jenny：「世界上沒有後悔葯，我們華人，再累再苦也要讓後代走得更遠的。等她真正穩定了，我還是要回中國的，那才是我的家。」
在採訪的最後，Jenny拖著不太靈光的腳步走向了前往學校的車站，她謝絕了我們再次採訪的邀請，說希望今天女婿不再提前把孩子們接走，讓自己能夠在放學后見到兩位可愛的孩子們。
也許就像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的一樣，無論是選擇「落地生根」還是「落葉歸根」，一代代的中國人走向世界，把種子散播在各個角落——「我們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說，而且一定要把它說得精彩。」
而這些平凡普通的澳洲華人，也許才是千千萬萬個故事中的無名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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