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三分之一租房居住的澳大利亞人來說，嚴峻的消息仍在繼續，
最新的分析顯示，今年的房租將猛增10%，達到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並將以超常水平持續上漲至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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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集團Jarden的分析顯示，生活成本危機將繼續打擊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租戶，預計租金價格增長將超過目前7.8%的15年來最高水平。
該報告對澳大利亞的租金通脹進行了研究，發現今年的租金已經上升了10%，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從未見過的數字，到2025年還將飆升8%。
預計到2026年，租金還將繼續上漲6%以上。
Jarden的經濟學家Anthony Malouf說，在移民反彈、租金空置率創歷史新低、住宅投資低迷和收入增長強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市場租金以幾十年來最快的速度上漲。
自2019年以來，租金上漲了30%以上。
需求激增是推動租金危機的最大因素之一，Malouf先生解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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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最初是由於澳大利亞人在疫情期間縮小了家庭規模，2020年至2022年期間家庭規模的縮小使住房需求增加了12萬套。
他指出：「自邊境重新開放以來，移民人數激增，自2022年6月以來凈海外移民人數達75萬，進一步增加了住房需求」。
「有趣的是，儘管租金大幅上漲，我們卻沒有看到去年預期的家庭規模大幅上升。
我們預計，隨著租房者搬回朋友家或與家人同住，平均家庭規模的擴大可能會在管理更高的租金和更具挑戰性的租金負擔能力方面發揮一定作用。「
事實上，如果平均家庭規模恢復到1990年初的水平，澳大利亞將需要減少120萬套住房來容納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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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ouf先生說，現在的租金已經超過了任何收入的增長，使家庭的負擔能力捉襟見肘。
Jarden發現，自2019年12月以來，租金相對於收入的增幅已上升約5%，達到驚人的30%。
上周啟動的首屆People』s Commission揭示了澳大利亞破壞性住房危機的面貌。
委員會聽取了單親媽媽Lucie等人的意見，她的收入的80%都被不斷上漲的房租成本吞噬，迫使她不得不依靠食物救濟來養活兩個十幾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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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政府在聯邦預算中宣布將進一步推出房租補助，將聯邦房租補助的最高額度提高10%。
然而，Jarden預計房租的基本驅動因素將持續存在，使房租增長在2026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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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ouf先生提醒說：「最終，我們認為租金的強勁上漲以及更廣泛的服務業通脹將成為未來兩年通脹的主要驅動力」。
租金飆升對澳聯儲來說意味著壞消息，因為租金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中的第二大成本。
Malouf先生警告：「這可能會維持通脹上行的壓力，並可能繼續成為澳聯儲的挑戰，因為澳聯儲正努力將通脹率拉回到2%-3%的目標」。
儘管有報道稱悉尼等地的租金漲幅高達每周250澳元，但租金危機也並非僅限於首府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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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ogic的最新研究發現，即使在澳大利亞的地區性城市，租金也創下了歷史新高。
截至4月份的12個月內，租金上漲了6.3%，高於截至1月份的4.9%。
這意味著，與首府城市相比，澳大利亞地區的租金增長速度要快得多，首府城市的租金年增長率從9.6%降至9.4%。
在50個最大的非首府重要城市地區中，有37個市場的租金創下歷史新高，幾乎所有市場在過去三個月和去年都錄得租金上漲。
Batemans Bay的租金在2023年全年錄得下降后，季度漲幅最大，在截至4月份的三個月內上漲了6%，即每周32澳元，其次是Bunbury的4.7%和Sunshine Coast的4.4%。
Bunbury的年租金增幅最大，高達16.4%，而Kalgoorlie-Boulder的總租金收益率最高，為9.4%。
塔州的Burnie-Somerset是最經濟實惠的租賃市場，租金為每周419澳元，而Gold Coast-Tweed Heads邊境地區則是最昂貴的租賃市場，租金為每周827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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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幾個地區的租金略有下降，Nowra-Bomaderry下降了0.3%，Maryborough下降了0.2%。
澳大利亞CoreLogic經濟學家Kaytlin Ezzy表示：「到2024年初，租戶和潛在購房者的住房負擔能力將繼續惡化」。
不過，綠黨領袖Adam Bandt表示，在工黨和自由黨都表示計劃削減該國的移民數量后，大公司和開發商應該為該國的住房危機承擔責任，而不是移民。
「目前，我對移民問題的看法是這樣的：工黨和自由黨正在進行一場抨擊移民的惡性競爭，每當出現生活成本危機時，他們就會轉移人們對這個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的注意力」。
「我們可以建造足夠多的房屋，讓每個人都有一個負擔得起的住處。我不會在明年大選前的一年裡，把不是移民造成的問題歸咎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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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已撥款60億澳元幫助解決住房危機，包括在本財年再撥款10億澳元幫助各州和領地建造更多住房。
澳大利亞房地產投資專業人士協會（PIPA）稱，政府將私人投資者當作替罪羊，每年收取數百億澳元的房產稅，但對社會住房的投資卻嚴重不足。
PIPA的數據分析顯示，澳大利亞全國約有17.5萬戶家庭在等待公共或社區住房，自2014年以來增加了2萬戶。
然而，在過去的25年裡，澳大利亞43萬套社會住房的總量幾乎沒有變化。
PIPA主席Nicola McDougall說，隨著澳大利亞人口在過去20年裡激增33%，需要住房的人數也發生了變化。
她說：「如果你想知道澳大利亞為何如此混亂，為何如此多的人買不起房，你只需看看人口增長了多少，需要支持的人急劇增加，然後與社會住房投資進行比較」。
可以發現，如今的澳洲住房危機正在不斷加深，然而，在推諉和增加補貼以外，仍然沒有十足有效的政策去解決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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