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不盡的儲安平（續完）
張成覺
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豈有文章傾社稷」，毛獨夫可不這麽看。他御駕親征，親自起草（對他是否真的起草或僅是修改至今仍有爭議—張注）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麽？》，正式拉開了五七反右的序幕。儲安平當即宣布辭職，他在《光明日報》總編崗位上任正好70天。
毛說：
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
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後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
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別的出路。
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 下不著地。我說，這些人叫「梁上君子」。
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
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後也是要受整的。
戴晴在《儲安平和黨天下》中繼續寫道：
從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裏「七上八下」的知識分子們，包括後來被划的與未被划的，總之在前一段有翹尾巴之嫌者，開始努力表現，以實際行動求自保。 筆者在這裏己不忍心摘錄所有這些學者、教授、名流們橫七豎八的相互揭發、質問、攻訐……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圍滿了觀眾的沼澤中，他們踩別人的時候， 對自己的上升都懷著一絲希望，殊不知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一同沉沒。他們的表現沒能爭得站在堅實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給自己留下永遠不可告人的悔恨。
這是一個屍橫遍野的戰場。中國的文化人在這裏寫下他們最悲慘也是最恥辱的一頁。
【命】梵文 Jiva 的意譯，即「靈魂」。者那教名詞。分受物質束縛的和不受物質束縛的(即解脫的)兩種。受物質束縛的「命」，又區分為動的和靜的兩種， 前者存在於動物、人等有生命體中，後者存在於地、水、火、風等無生命體中。
——《宗教詞典》
60 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隻身踱步，踱到廠橋棉花衚衕。那天天氣很好，
衚衕里也打掃得乾乾淨淨。 他緩步走著，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幾乎悄沒聲兒的腳步。自從 1953 年與毛澤東當眾發生激烈爭執以來，這位對人生抱著熾熱又冷峻態度的哲人，整日價以「學習」為業，他畫卯的地方乾脆就叫「學習委員會」。
他是去看儲安平的。他們二人曾為同道——鼓吹已成陳跡的第三條道路;他曾冷眼看這小夥子瀟洒地周旋于政界與學界之中，也見過他如何正在興頭上被兜頭潑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這幾乎小他 20歲的昔日聞人已匿跡很久了。
他來到甲 12 號門旁，敲門，無人應。再敲，依舊無人應。如是者四，換了任何一個人，此時都會轉身走掉了，不巧訪者恰是不達目的不肯輕易放棄努力的梁先生，於是又這麼周而復始地敲了下去。
門終於開了。高大、清瘦、幾乎面無血色的儲安平出現在門口。見到 20 多年的老友，他沒有一絲熱烈的表示，只說了一句 :「不想見人，叫門是從來不應 的。」
客人被讓進一個不算寬敞的獨院，三間正房、兩間廂房。令這位老北京驚訝不止的是，牆邊拴著一隻羊。 家中靜悄悄的，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書和字典攤在桌子上，不見報紙，不見雜誌，只有一幀他自己年輕時候的照片，孤零零掛在牆上。他們坐下來，東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 1987 年回答筆者的追問的時候，具體內容都不大想得起來了，只記得儲安平最後送給他一套完整的《觀察》:
「再也沒有湊得這麼齊的一套了。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後的一套。」儲說。
當時，梁漱溟只感到某種「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書、萌生出一個好念頭要迫不及待地告訴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沒想到這或許是一種沉甸甸的託付;也沒深究，這閉門養羊的漢子為什麼對自己一生中僅有的那閃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戀。他收下了，想著「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 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門聲驚起之後，眼見這老友的珍物，與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來的全部古玩字畫，一同焚于紅衛兵點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許就在那個、或者和那個同樣躁動的深夜，儲安平正擠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車——或許他沒有乘車，而是一路踩著新從樹上飄下的落葉——來 到京西青龍橋邊，那發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運河 )，正在兩堤的夾擁中汩汩淌過。
九三學社。坐落在西四頒賞衚衕，門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還有人走出走進，「西糾」(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學習當年老人路，號上了他們的房子。這裏現在是西糾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轟走了，只留下幾個人值班。
11 時，電話鈴突然響起。留守的李義拿起聽筒，對方是頤和園派出所: 「有個儲安平，是你們九三的吧?」
「是，怎麼回事?」 「打算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哪。現在人在我們這兒，快來領回去吧!」 當時機關正有一部車。請示了西糾之後，在一名小將的監督下，忙驅車趕往發事地。在派出所設備簡單的小屋裡，李義看見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頭坐著，上下透濕，腳邊汪了一窪水。
「在橋頭轉悠半天了，我們一直盯著他。這不，剛跳下去，就救上來了 。」 民警說著，口氣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齊胸……夠冷的。快回去吧!」
李義幾乎認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剝光了示眾一般，流貫在這位前總編輯全身的，是一種絕望的畏思與沮喪。這怎麼能是人稱「小大英」1 的儲安平呢?不是 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 年代初也不是這副樣子呀!
1一種英國香煙，又稱「紅錫包」，對儲氏神氣十足之打趣。
作為「大」右派，九三給了儲安平盡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費，沒有懲罰性勞動，也沒有點卯般的例行訓斥。當然，他要求工作，要求過不止一次。 每每聽到又有給右派摘帽的文件下發時，也曾打探過自已被摘的可能性1。雖然次次都遭到拒絕，但卻從未失去過外表的平靜。在這期間，孫承佩曾出面聯繫商務印書館，問能不能拿些書稿請儲安平校。商務欣然應允，雙方合作很融洽。儲安平得到報酬后，鄭重地交到九三總部。他認為，他已經從機關領到生活費，這筆錢不可再收2。但他很少笑，李義甚至想不出微笑著的儲安平是一副什麼樣子。 他給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種尊嚴，哪怕讓人覺得疏遠。至於北京話所謂的「心氣兒」，李義不認為這前途並不樂觀的著名右派已經沒了，因 為在 1961 年紀念「七·一」的時候，儲居然還冒出了這麼一句:「四十周年紀念灰溜溜的，共產黨沒把國家搞好。」 1在這裏，李義的回憶與趙家壁的回憶略有出入。趙家壁記得 1959-1960 年間。他作為上海政協學習團的一員，到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接受培養。到京后， 他去看老朋友，其中當然包括儲。歸來后即在小組會上提起，組長也立即上報。 第二天副院長和教務長即找趙談話，讓他私下多去幾趟，以老友身分勸勸儲，早一點出來，主動找共產黨，請共產黨為他摘帽。領受旨意，趙後來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儲並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有目的去的」。據趙回憶，「那時大右派都出來了，帽子也摘了，儲脾氣很倔:『不出，不找共產黨，不找統戰部，也不去找九三。』」想來李與趙所記憶的大概是儲的不同時期的情緒表現:李在先，趙在後，梁在更后。到了這時，儲安平可能已經心如槁木。用他女兒的話說:整個墮落了，來往的都是什麼人?牧師，送羊草的!
2一般人:包括他親屬，都認為儲安平在錢財上「特別摳門」。據此節看， 他的「摳」，其實是界限清楚——該拿多少拿多少，想闊氣自己掙去。對於特別困難的人，他並非鐵石心腸、坐視不救，如他的勤務員的瘰癧病的妻子，就一直無償住在他私宅。 在他的觀念里，施捨就是施捨，不是對上帝的敬畏，也不為買來世的幸福，更不是誰對誰的義務，只是強者對弱者的扶助，是人類同情心的表現。
「上車吧!」李義說。路上，儲安平一句話也沒有講，即使當車子開進城， 李義嘆著氣說:「你這是幹什麼呀?不該想不開嘛!」的時候。紅衛兵小將也一路向他宣傳黨的政策，「每個人都在大風大浪中經受考驗，黨會給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學社已經 1 點了。院角廚房邊上有間小南屋，平日沒人，燒鍋爐的有時住住，紅衛兵們沒看上，那時正空著。
「就先在這兒住下吧。」李義說。
這時管事的一位女性副處長也來了。對於此人，別人說起她來不怎麼叫名字， 而是稱某某的夫人，我們在這裏權且稱她為 A 夫人。A 夫人吩咐一名幹部到儲家去給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進門，滿滿一院子紅衛兵，屋裡屋外抄得亂七八糟。
「你們這麼些人在這兒幹什麼?」那幹部問。當時能以這樣的口氣向小將作這種內容的提問，俗稱「吃了豹子膽」。
「我們在等儲安平，他現在在哪兒?」
「在我們機關，他自殺了……」
「死啦?」
「沒有，跳下去了，水太淺……」
小將們一陣大笑。笑畢問明他的身分和來意即幫著找襯衣內褲，還有大衣。
把他送出門，為首的一個問:「我們還等他嗎?」 「這我可不知道。誰讓你們來的問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門，把衣物遞進去。「謝謝。」儲安平說。這是那夜他說的惟一一句話。 他們不知道，儲安平其實死過，短暫的死，如果我們把大腦的思維活動的中止稱作「死」的話。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術而被「施用悶葯」。就在他的思維即將終止，亦即「死」即將來臨的時候，他曾有過十分清晰的感受，並且立即用文字記錄下來，希望「能夠成為醫學心理學家或普通心理學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絕不會想到，40年後，後人會反覆推敲他這篇即興紀實，以對他的「失蹤」給出一個論斷:
……大約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時，我便開始感覺到一點一點「黑」起來。 這情景很難描寫……我的感覺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彷彿走入了非洲的一個大森林(實際上我並無走入非洲森林的經驗，此處亦是一種假借 )，走一步黑一 步，越走越黑。
我曾經在新聞片中看到過納粹罪犯被施絞刑的情形。在這時，這個記憶驟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種聯想作用。無論是從我的思想或是從我的過去而言，我原無將我自己和那些納粹要犯聯想到一起的可能。這個聯想的發生，雖然是由於我看過那張新聞片的關係，而形成這個聯想的中心則為「權力」一事。無論在當時或者現在事後的分析，這種聯想顯然並不牽涉到任何道德上的問題，或者政治上的成敗的問題(政治上的咸敗本是相對的 )。這個聯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說，那批曾經赫赫一時有大權力的人物，這時競毫無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於他 人掌中，而將在頃刻之間結束其生命。我們平時，憑這支千鈞之筆，發揮我們的理想，陳述我們的抱負，替一切受難的人們呼籲，抨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掃蕩各式各類的人渣，保持有一個雖然縹緲而不可捉摸但其堅硬卻勝過鋼鐵的意志， 而在這時，整個的生命(包括寄托在這個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權威、品格)，都操之於他人，一切聽人擺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將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機會，心裏充分感覺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 ——在那種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發出一種對於人生的輕微的感傷!
從這裏看出，儲安平對於死的最大的恐懼是在不受物質束縛(即解脫的)那部分。他幾乎壓根沒想到喉管折裂、頸動脈阻斷，沒想到斷氣前可怖的痙攣與抽搐。他對死的恐懼在於精神與意志尚存，而居然無所寄附。那麼，當即使生命依舊存在卻無可寄附的時候，這生命還可貴嗎?這死還可懼嗎?
在我當時的心理上，一方面佔據著由於有如上述有關「權力」一端而迸發出來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時聯想到一切被迫即將喪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而迸發一種深沉的同情。我所謂「一切被迫將喪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所指範圍極廣， 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見解不同而被處死刑的那些人們。罪犯罪犯，原都由於現代社會的罪惡;而由於政治上的鬥爭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開或不公開地處死，更是人類社會裡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當他們從囚房提到刑場，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時，沒有人可以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情究為如何，而他們自己顯然也不再獲有機會向他人報告他當時的心理。無論電刑、絞刑，或執行槍決，行刑的本身雖只是一霎那之時，而自囚房至刑場這一段，總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當我被悶葯的藥性一秒鐘一秒鐘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時，我深深體會到那些不幸的人們的內心的悲哀。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人不是留戀他們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們竟活生生地被人強制結束他們的生命。無論他們是否熱淚盈眶，他們的悲哀終是一種綿綿無盡期的悲哀。
在1966年，當他一步步向青龍橋走去的時候，感受肯定已與此時不同。他或許已經不認為「哀莫大於心死」，而是「哀莫大於心不死」了。
我說我當時有一種「輕微的感傷」，這感傷是屬於人性的感傷!……一切引起聯想的，都是一種屬於人性的聯想，而非利害的聯想。最明顯的就是關於我的孩子。我是一個離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愛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識禮，年齡雖小而已表現一種善於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則天資穎慧， 聰明玲瑰，具有一種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觸便會喜歡他的魔力，我非常愛他們。可是這個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有關利害和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項，在當時曾經佔據過我的心靈，就是關於國家的前途。我當時曾經確切地感到，萬一我此去一悶不醒，最後使我不能「瞑目」的，實莫過於今日我們的國家還沒有走上軌道一點。故之我在事後感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憂國之士，我認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間年老壽終者，實不失為一種人生大福。因為那時抗戰終獲勝利，政協亦慶成功，而為日後發生的種種糾紛與悲觀，尚未顯露。在那時死去，可謂心情寧靜，無所遺憾。到現在，假如我們竟然因病身故，實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時不過一介報人。到了1966年，不但連這小小報人也已不是， 還背負著即使心靈足夠粗礪，也不可能不時時感到的恥辱。這他在1957年就當眾招認過:「當全國對我進行嚴厲的批判、我開始看到我自己錯誤的時候，我內心感到無比沉痛，感到無地自容。每天郵差同志送報紙信件到我門口，我自己都沒有臉到門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醫生的時候，我都不敢講我姓儲，深恐醫生懷疑我就是那個右派分子儲安平。」這抽緊的心可以說一刻也沒有舒緩過。 那麼，到底是什麼支持著，又讓他活了將近 10 年卻在最後一刻終於支持不住了呢?我們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對國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於預感到這人類 大悲劇的即將來臨而生的絕望。當然，從另一個方面講，還有自1947年以來就有的對「受物質束縛的命」之終結的坦然:
我終於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我的知覺了，就像一個小孩在哼著山歌時忽然睡了一樣。
但他失敗了，當青龍橋民警行使公務、將他從水中拽出的時候，已註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寧」，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還想到了什麼?有沒有類似張東蓀教授在監獄里自盡前用雙手拉住套在頸上的繩子一類的行為 —— 並非智力活動的結果，而只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他又被扯回人間，當他在九三學社小南屋溫暖乾燥的角落裡蜷起來的時候，是不是實際上已向 「生物習性」讓步?
第二天，他交了檢討書(自殺經過及對這一錯誤的認識 )，向紅衛兵和九三值班人員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這裏」，並要求把一批銀行存單交社機關保管。
前邊已經說過，儲安平在銀錢上是十分精細、精確，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兩任妻子都沒有管過他的錢，他的兒子因為不願開口向他要零用錢(以免受辱)，十幾里路步行上學，以省下車錢買些少年人渴望的雜物;而在高中畢業以後，為儘早經濟獨立，大學也不肯考——這又傷了他的心，儲安平的兒子居然不念大學!
不知他當時準備交到社裡的錢是個什麼數，這對他是很重要的，因為可能包括《觀察》解散時，流落到國境以外的股東們的股金(董事會決定交他保管)，還有國家收購他一所大房子(現阜內魯迅博物館)的報酬。他曾去找過他的次子，請他保管，這個被深深傷害過的孩子一口拒絕了。至於 A 夫人，當然不會接受，就算她有這份俠義心腸或說對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願擔這種責任:想留在這裏，把機關的紅衛兵司令部當作避風港嗎……
她如實向統戰部彙報了。當時在那裡主管工作的，想來既不是李維漢，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復是明確而堅決的 :「儲安平，大右派，保護起來，不合 適。放到社會上經受鍛煉。」A夫人將這一決定向儲安平作了口頭傳達。
如果在這前後發生的另一個細節不是這樣而是別樣，我們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寫:儲安平的小兒子剛剛來過，他給父親送來了簡單的行李。儘管苦苦的哀求轉達了，這名年輕的音樂學院鋼琴系(而非作曲系，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教師還是拒絕見他。
這最後的打擊是沉重的。或者換句話說，他此時已經受不住哪怕輕微的一擊 ——特別是來自他最愛的人。
他不能怪他們，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對他們的愛是放在對自己的鍾愛之下的，並且包含了大多的訓導和功利——正常的男子不會這樣做丈夫與父親。
這裏當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屆夫人，雖然他與她的戀愛曾鬧得沸沸揚揚，以至引出那麼多社會譏評與長者干預。但她既然是為他的名聲與地位而來，自然會隨著他名聲地位的喪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長子，他幾乎沒有扶養過他。這個沒有受足教育就參加了志願軍的少年，得到的贈言是:「初中文化，參軍最合適。沒本事，就保衛祖國去 吧!」他在 1957 年夏就登報與父親斷絕了關係，比章伯鈞的兒子還要早。
他的女兒是愛他的。這個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儲家最進步、最不帶任何批判地熱愛新中國的一個，但在父親的問題上，她的表現最 「右」，就是不貼大字 報、不在會上表態，清隊的時候堅決拒絕發言。出事的前兩天，她還打發丈夫把新培育出的無子西瓜給父親送去……可惜儲安平是個重男輕女的典型，對新生的女嬰，他居然說過「弄死得了」一類的話。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經很遠很遠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對著一張張寫滿了懺悔及懇請組織保護的認罪書，坐在那裡發獃。
A 夫人的聲音傳了進來，「轟出去，一定得把他轟出去!」說得又清脆又利索， 他聽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夾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陽光明媚。他跨過那扇曾經那麼意氣風發地進進出出的小門(他 曾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還曾任機關報《社訊》的主編 )，朝那滿是黃軍裝、紅袖標與銅扣寬皮帶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衚衕的當兒，A 夫人即用電話把她自己的這一讓階級敵人到大風大浪中去經受考驗的革命行動通知了不知什麼人。
接著，發生了我們在本文最前邊描述過的那一幕。也就是說，他回到了家，
放下了行李，以後……
抄他家的有兩類人，分屬北京 4 中、91 中，可能還有別的什麼中或小。第一類是政治性掃蕩:這傢伙可是紅太陽親自點了名的階級敵人;第二類顯然比較看重經濟問題，他們從另一個敵人，家住地安門的郭牧師處發現他存在他那裡的存單，他們或許是這樣想的:好傢夥，自己手裡還不知攥著多少呢!
他的失蹤幾天之後才被發現。報上去，報上去，先是文革領導小組的暴怒 : 「出逃!查!」接著周恩來知道了。由若干名軍人組成了一個調查組，整整找了近兩年。雖然作了死亡結論，雖然銀行也已同意親屬出示證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為，「查無人、死無屍!」也許……也許有一天…… 他還頂著右派帽子哪!
他們有許許多多話要告訴他，他們想讓他知道他離去后的一切:工人對解放軍的大規模武鬥、英雄紀念碑前如雪的白花、中共新任總書記關於「黨政分開， 黨不可過多干政」的鄭重宣布——這不就等於說，「黨天下」是要不得的嗎?還有那位可能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希望名垂千古的改革者， 1988 年夏，在會見衣索比亞總統門格斯圖時，他說:「從 1957 年下半年開始，我們犯了『左』的錯誤， 『左』的錯誤持續了 20 年。」他說了，他是這樣說的。老友，老友，你聽見了嗎?
但他們似乎更應該向他祝賀，他走得好，走得乾淨，走得是時候。伴著他離去的，雖然沒有眼淚，沒有哀樂，也沒有反覆推敲過的悼詞，可他是挺著腰板，站著走的。他走的時候是個人，而不是一塊招人疼、招人愛，卻是想怎麼揉就怎麼揉的抹布。
1967 年章士釗到香港。在那裡，他讀到一首感懷詩，那是一名老報人寫的， 講他自己1957年的一場夢。在這夢境里，宜興出生的一名報人蹈海而亡，章士釗感慨道:鑄成殆將不免矣!但徐鑄成活著，至今沉靜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們忘了，儲安平也是宜興人，他也主編過報紙 ——70 天。或許，這飄泊無所的靈魂為潮白河所拒，卻為大海容納了?
願他安息。
1988.10 在這裏，謹向儲安平先生的老朋友笪移今、馮草燕、林元、袁翰青、李義、劉嘯虎、袁影塵、梁漱溟、徐鑄成等諸位先生及在查找文獻過程中給以大力幫助 的雍桂良、周國珍、徐任民同志致以誠摯的謝意。（以上轉引自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
盧郁文（1900年12月10日—1968年10月6日）1957年5月時任國務院參事的盧郁文是最早回擊右派言論的黨外人士，同時他還聲稱收到一封謾罵威脅他的匿名恐嚇信，這封信出自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楊秉功。毛澤東認為，這封匿名信是反擊「右派」的好機會。6月8日，盧的言論被刊於《人民日報》毛澤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中，從而正式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在1957年11月間被民盟和九三學社開除後，儲安平沒有了任何的工作和職務，九三學社為了貫徹「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的處分，聯繫商務印書館，讓他做一些不署名的校譯工作。家庭亦受到牽連，長子儲望英是韓戰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軍官，被強制轉業複員回到在上海的母親端木露西身邊做小學老師。1959年秋，與易吟先離婚。這年全國政協成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儲安平受邀寫作自己的早年經歷。1960年，九三學社將儲安平發配到北京西南郊模式口的全國政協勞動基地下放改造一年。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儲安平也成為被「掃蕩」的對象。8月31日，幾乎每天都遭受批鬥的儲安平在青龍橋投河自殺未遂，在九三學社關押了幾天後，被趕回了家[。1966年9月上旬失蹤，生死不明。據謝泳稱，1982年6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儲安平做出「死亡」結論。（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此外，儲安平提出的「黨天下」這個詞，梁思成曾揭發是羅隆基最早用於抨擊中共的。
一件件鐵的事實在在證明
羅隆基反動三十年
民盟中央整風會上群情激憤深入揭發（《人民日報》1957，8，11）
本報訊 羅隆基最怕別人揭發儲安平的「黨天下」的謬論和他有關，梁思成卻揭露了二十多年前的「新月」雜誌上，羅隆基就誣衊無產階級專政是「黨天下」。羅隆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黨獨裁」，是「黨在國上」。他把隨著階級的消滅，國家也將消滅的理論稱之為「以黨廢國」。他還說：「國民黨可以抄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劉邦、曹操、司馬懿……打下了天下，當然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
但章伯鈞說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前給羅隆基看過，則並非事實。至於章伯鈞何故這麽交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引述了她父親一段話：
「五七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儲安平。」（該書頁30）
還原歷史真實，儲安平之所以當上《光明日報》總編輯，純出於胡喬木的舉薦。胡極為欣賞儲的才能，千方百計把他拉過來為中共所用。對此，後來被儲取代下來的《光明日報》原總編輯常芝青甚為不滿。他說：「我個人以為，喬木同志對儲安平的一些看法和估計看來是未必符合實際的，有一些同志反映，這樣一些人到』光明日報』是未必恰當的，我也有同感。」
可是「大石軋死蟹」，胡是中宣部負責人，深得毛寵信；毛又當面跟常講：共產黨幫民主黨派辦報，不大好吧！那時雖還沒有「最高指示」的說法，但毛的話就是聖旨，常不能不聽命讓出總編的位置（但一直留任該報黨組書記）。
胡喬木確實看走眼了。禍兮福所伏，儲安平的悲劇命運也由此註定。章伯鈞其實談不到「對不住」儲安平！
（全文完）2026-4-8下午6:31
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