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革」捲土重來
任乃俊
近日看到一則新聞：郭德綱在武漢演出《濟公活佛》時，借用電影《鐵道游擊隊》插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的曲調，把「微山湖上靜悄悄」改成「紫禁城中靜悄悄」，又加了幾句戲謔唱詞。
有人舉報后，武漢市文旅部門以改編唱段沒有列入事先報備材料為由，啟動立案調查。隨後，麒麟劇社原定8月15日舉行的西安站演出也被取消。
看到這個消息，我大吃一驚。恍惚之間，那個早已被歷史審判的姚文元，彷彿又拎起臭名昭著的「姚棍子」重新登台，一棍橫掃一大片。
這使我想起「文革」期間鄰居的一段悲慘遭遇。
那位老兄為了表示自己熱愛革命樣板戲，把一段樣板戲唱詞套進家鄉江淮戲的唱腔，還改動了幾個字。本想表忠心，沒想到馬屁拍到了馬腿上。他當即被打成「篡改革命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被抓進去判了重刑。直到「文革」結束，他才獲得平反，走出監獄。
那時候人們才明白，江青指導的革命樣板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反對不行，連討好也不行；一個字都不能改，誰改誰就是現行反革命。
幾十年過去了，一段舞台上的即興改詞，竟然又招來舉報、立案和停演。歷史難道又開始倒著走了嗎？
有人會說，調查的理由是「未經報備」，並不是「篡改紅歌」。但問題恰恰在這裏：舞台上的即興包袱，難道每一個字、每一句臨場發揮，都必須事先報批？如果演出只能逐字照本宣科，相聲和戲曲還有多少活氣？
如果涉及版權或者報備程序，完全可以就事論事，按照明確、適度的規則處理。但是，一旦有人給藝術創作扣上「歪曲紅色經典」「違背公序良俗」的大帽子，再通過舉報和輿論圍攻推動處罰，事情就不再只是程序問題，而是在重演我們熟悉的政治運動邏輯。
改革開放已經幾十年了，歌曲就是歌曲，為什麼還要分什麼「紅歌」「黑歌」？中國人是不是還要重新分成「紅五類」「黑五類」？是不是還要把「專政」和「鬥爭」那一套重新搬回來？
一首歌借用了一句，後面沒有原封不動地照抄，就要舉報、立案。難道所謂「紅歌」比聖旨還要神聖？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表現嗎？
更令我吃驚的是，評論區里聲討聲四起。有人彷彿突然戴上了紅袖章，恨不得把一段舞台包袱批倒批臭。那些大大小小的紅衛兵似乎從未真正消失，只是暫時退場，等待著一聲號令。
「文革」並不遙遠。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早已被歷史證明，也早已被中共中央的決議徹底否定。可是，為什麼幾十年過去了，有些人的鬥爭惡習還是沒有改變？
中國人剛剛吃了幾十年飽飯，難道又要折騰回那個飢餓、恐懼、人人自危的年代？
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需要的是民主與法治，需要的是寬容、常識和自由創造，而不是永無休止地捕風捉影、上綱上線和發動鬥爭。
在那種環境中，不只是普通百姓會被斗得遍體鱗傷，就連最賣力的追隨者、最忠實的走狗，也隨時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斗對象。人人自危，國家還怎麼發展？
姚文元式的人物和紅衛兵，從來不是什麼「正能量」，而是社會的災難。
我過去只知道，魯迅筆下那個從未娶妻生子的阿Q並沒有斷子絕孫，反而子孫滿堂，幾乎成了中國第一大家族。通過郭德綱事件我才明白，中國還有一個與阿Q家族並駕齊驅的家族——紅衛兵的徒子徒孫。
他們平時蟄伏，只要出現一個「總導演」，只要有人發出一聲號令，馬上就會戴上袖章，登台表演。
阿Q家族的底色是愚昧；紅衛兵徒子徒孫的本事，則是借「正確」之名行殘酷之實。愚昧、惡意一旦與權力結合，就會變成民族的災難。
如果有人借程序之名，把一段普通的舞台改詞上綱上線，當成政治問題來處理，那麼他所扮演的，就是一場「文革」小戲的導演。
今天，我們維護的絕不僅是郭德綱改幾句歌詞、說幾句俏皮話的權利，也是每一個普通人不因一句話、一個玩笑而被扣帽子、被整治的權利。
不給這些大大小小的「導演」登台的機會，就是不給「文革」捲土重來的機會。
因為下一根棍子落下來時，沒有人能夠保證，挨打的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上海 任乃俊
2026年8月15日
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