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去世了，終年57歲，就安息在故鄉北京。那首《鐘鼓樓》，成了絕唱。作為中國大陸搖滾樂的標誌性人物，「魔岩三傑」之一，何勇曾有過輝煌的高光時刻，而後則是長時間的沉寂。這些年來，在對中國搖滾巔峰期的追憶中，人們會不可避免地提到他。
然而後來當他再次出現在媒體上，卻往往是縱火、傷人、進精神病院這樣的消息。他曾對媒體如此歸納「魔岩三傑」的現狀：「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當時曾經引起一陣爭議，沒想到再聽說他的消息，就是訃聞。
搖滾樂在大眾眼裡往往意味著躁動、狂亂、桀驁不馴這些刻板印象，而何勇本人，又是中國搖滾歌手中將這些特點展現到極致的那一個。他的一生，幾乎都在與內心那不可抑制的風暴與烈火纏鬥，而現在，他終於獲得了永遠的平靜。
聽到何勇去世的消息，我馬上想到我的大學時代。那時候，中國大陸的搖滾樂已經趨於沉寂，周圍同學聽的都是港台流行音樂。於是我買的何勇那盤《垃圾場》專輯，就成了絕對的另類音樂。
每當我在寢室播放這張專輯，尤其是放到《垃圾場》這首比較躁的歌，聽到「我們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垃圾場」，就會引來一陣騷動。對面寢室的幾個同學會沖我發出陣陣怪笑，就好像我是一個心理變態。
我們寢室的室友倒是還好，任同學後來被我影響，喜歡上了那首《姑娘漂亮》，時不時就會大聲哼唱，「我只有一張吱吱嘎嘎響的床，我騎著單車帶你去看夕陽，我的舌頭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嘗」，這幾句會讓他興奮不已，年輕直男洶湧澎湃的荷爾蒙在其中得到了一些釋放。
坦白講，我當時對搖滾樂也是一知半解，因為前輩文青經常會提到「魔岩三傑」，他們那些經典專輯，還有香港紅磡的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聽得多了，我就想見識一下。何勇的專輯一開始對於我也有著巨大的衝擊，但我會強裝鎮定，告訴自己，這是藝術，不拘一格的前衛藝術。很快我就接受並消化了它們。但我最喜歡的一首，卻既不是《垃圾場》，也不是《姑娘漂亮》，而是聽起來最不搖滾的《鐘鼓樓》。
那時候我還沒去過北京，《鐘鼓樓》里描述的那種老北京市井氣息，還有三弦和笛子的加入，帶來的中西合璧、悠遠滄桑的感覺，都強烈地吸引著我。很多年以後，當我有機會去北京，立刻就來到了鼓樓旁邊瞻仰一番，似乎還刻意打開音樂播放器，現場又聽了好幾遍。「鐘鼓樓吸著那塵煙，任你們畫著它的臉。」充滿歷史感的老建築，對於我卻是一個嶄新大世界的開端，我當時一定感動得魂飛魄散。
何勇在當年取得了那麼輝煌的音樂成就，但實際上他總共也就只出過這麼一張專輯，裏面的演唱曲目只有八首。作品實在是過於稀少了。但這也能說明這專輯的含金量，當年一問世，對內地歌壇一定有著石破天驚的效果。其中那些聲嘶力竭的吶喊，那些放浪形骸的歌詞，還有與傳統民樂的結合，在當時都是開創性的嘗試。
這張專輯還有個副標題，叫「麒麟日記」。何勇將自己比作神獸麒麟，因為麒麟屬於祥瑞，而且小名叫「四不像」，他覺得自己就是個四不像，做的音樂也是四不像。而且這神獸還能與鐘鼓樓結合起來，那樓上就有一隻石雕的麒麟。專輯內頁印著這麼一段話：「北京的鐘鼓樓上，有一隻石雕的麒麟，在那兒站了幾百年，默默地凝視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總在等待。有一天，會有一陣大風吹過，它會隨風飛起來。」
還有另一段話，或許更能代表何勇的個人特質：「所以有時候，你覺得他像一隻受了傷的麒麟，在四處衝撞，會對天空咆哮;有時候，你又覺得，他更像哪吒，天真地踩在風火輪上，對你朗聲大笑。」
這類比喻可能有點抽象，如果要用更實在的描述來形容何勇其人，那他就是個一直處於青春期的莽撞少年。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直到三十多歲，面對媒體採訪時，他說自己「青春期好像還沒完」。同一時期在《名人面對面》接受許戈輝的採訪，他又會自我反省，說自己心態太兒童，很不成熟。這種特質放在音樂里，會讓他創作出足夠純粹的作品，比如《聊天》《非洲夢》《頭上的包》這些歌，甚至會流露出一股天真稚拙。但作為一個社會人去左沖右撞，這種心態就會讓他處事輕率，容易衝動，不計後果，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也失去了很多機會。
1994年，「魔岩三傑」和唐朝樂隊登上香港紅磡體育館，是當年音樂界的盛事。但後來人們記住的，除了他們掀翻整個紅磡的激情演唱，還有何勇在場外的口出狂言。他說香港當時最紅的「四大天王」，只有張學友算是會唱歌的，其他三個都是小丑。這番話立刻引起軒然大波，香港一些憤怒的歌迷上街毀掉了他們演唱會的海報和展板，梅艷芳也出來為她的朋友們鳴不平，質問這個何勇是何許人也，憑什麼要這樣血口噴人。
多年以後，何勇回顧他當時之所以發表這番言論，是因為當時「四大天王」在商業上過於成功，將其他人都壓制得死死的，而內地歌壇才剛起步，行業硬體體系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所以他會覺得不服氣，想殺殺「四大天王」的威風。他當時才25歲，正是年少輕狂，這番話也讓他在「魔岩三傑」中成了出頭鳥，那一陣香港媒體都會把他的照片放在三人中最顯眼的位置，照片中的他常常穿一件藍色海魂衫，身形還處於精瘦時期，臉上似乎就寫著一個大大的「狂」字，彷彿就是那個隨時準備鬧海的哪吒。
假如這一次的衝動行事尚且還能讓他嘗到點甜頭，後來就沒這麼便宜了。1996年，在工體舉行的「流行音樂20年」晚會上，何勇在表演《姑娘漂亮》這首歌時，忽然衝著台下喊了一句：「誰最漂亮?李素麗!」李素麗是當時的全國勞動模範，她在公交系統認真熱情為人民服務的先進事迹正廣為傳頌。而何勇卻用一種輕佻的語氣提到她，這在當時就是一種嚴重的冒犯。很快，何勇就在演出市場被封殺了，就連搖滾圈的同行也怪他，讓這個好不容易冒出頭的行業又被摁入了地下。
在這之後，何勇就鮮少出現在公眾面前。從巔峰到跌落，只有短短的兩年時間。後來就傳出，他患上精神疾病，隔幾年就會進一次精神病院。因為長期服用藥物，他的身材胖了不少，和《垃圾場》封面那個躍然於一團烈火之上的少年，已是判若兩人。因為病情不穩定，他有時會做出一些過激的事情：一次是在家縱火，想要自焚，結果火勢蔓延到鄰居家;另一次是出門買煙，在小賣部持刀捅進了店主的肚子。兩件事的結果都是先被警方拘捕，然後進精神病院。
2004年，何勇還在衝動之下和女詩人尹麗川閃婚，幾個月後又因為性格不合，無法適應瑣碎的婚姻生活而閃離。2008年，他有了一個女兒，孩子母親身份不明。據說是何勇和父親一起，撫養著這個女兒。
這裏我想著重介紹一下何勇的父親，何玉生。他曾在中央歌舞團擔任彈撥樂器聲部部長達三十多年，精通很多樂器，尤其是三弦，還是中國第一批玩電吉他的人。在他的影響下，何勇從小便對音樂產生興趣。15歲，何勇組了個樂隊，名叫「五月天」，比台灣那支同名樂隊早了十幾年。何玉生很支持兒子走音樂這條路，覺得兒子很有才華，說他是「有天分的孩子，能從生活中提煉出歌來」。他一直都很鼓勵何勇將中國民樂元素加入到搖滾樂中。1994年，他帶著三弦和兒子一起前往香港，為《鐘鼓樓》親自伴奏。何勇對著全場觀眾鄭重介紹道：「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親。」那是一個多年來都被樂迷津津樂道的畫面。激情澎湃的搖滾樂現場，也可以涓涓流淌著親情的溫暖。
何勇出現精神問題后，他依然全力支持著兒子。他會一邊為兒子擔心，一直又給他更多的鼓勵。他說何勇像刀子一樣直來直去，一直沒學會圓滑，「單純有助於藝術創作，圓滑有助於生存。」兒子的生活一直很不穩定，演出機會很少，他怕兒子以後生活沒保障，於是自己在退休后還教人學樂器，努力存錢，一大半的收入都存下來留給兒子和孫女，想給他們兜底。他對兒子的態度沒有太大變化，唯一的變化是，對待孫女，他不再教她樂器了，不希望她也走上這條路。
2024年，何玉生去世了。兩年後，何勇就隨父親而去，不知道這中間有沒有因果關係。
回顧何勇的人生，我也會想到中國搖滾樂這四十年來的歷程。從1986年崔健唱響《一無所有》至今，整整四十年了。很多人都覺得，1994年香港紅磡那場演唱會標志著中國搖滾的巔峰時刻。但現在看來，那一刻是如此短促，而且內里其實是虛弱不堪的。何勇說他當年並沒有因為大紅大紫而掙到多少錢，因為內地演出市場還沒有起來，盜版音像製品又太泛濫。直到2000年之後，音樂節這種演出形式才慢慢興盛，在內地各大城市遍地開花，出現了新褲子、痛仰、二手玫瑰、萬青這些後起之秀。可惜，何勇沒趕上好時候。那隻麒麟，在長年的疾病與痛苦中苦熬著。
作家班宇曾經是個樂評人，在一篇關於何勇的樂評中，他如此寫道：「爬山踏浪，生火做飯，騎單車看夕陽，從本質上講，何勇所散發出來的，是燦爛而渾樸的市井浪漫氣息……但可惜的是，在其後來的作品里，我們並沒有再次領略到這一點，他從衚衕里走出來，卻又一頭扎進死胡同里，蹲在原地，沒了主意，其天真與熱忱被一點一點蠶食、化解，勇氣變成戾氣，麒麟入籠，困獸猶鬥，談何容易。」
2017年，一幫搖滾圈的朋友，想要幫幫何勇，於是組織了一場名為「永遠的鐘鼓樓」的演出，所有的收入都用來幫助何勇治病。那場演出，何勇本人和父親何玉生都因病沒能到場，家人里只有何勇的母親康玉蘭在現場，感動得淚流滿面。演出最後，是幾位歌手一起合唱《鐘鼓樓》，這時大屏幕突然出現當年香港紅磡演唱會的一幕，何勇對著觀眾大喊：「我現在用一句北京話向你們問好：吃了嗎?」屏幕內外兩個現場一起沸騰。何勇初中畢業后就沒上過學了，但他有著天然的感受力和表現力。《鐘鼓樓》中那句最經典的歌詞，「是誰出的題這麼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到現在我依然覺得嘆為觀止。這句話點出了那個社會轉型年代，面對忽然冒出的太多選擇與方向，人們那種集體的無所適從，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時代之聲。但這種敏銳，對於何勇也是雙刃劍，他面對那種環境，只會比一般人更難做出選擇吧。現在，何勇終於不用再面對那些無解的難題了。那隻桀驁不馴的麒麟，就像他曾期待過的，現在已經隨風飛到天空上，徹底自由了。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