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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秋白
未定論 | Unsettled 5月 19, 2026
這固然與互聯網自身的生態與運作邏輯相關，「拉下神壇」比「造神」更具快感，祛魅、結構、調侃本就是今天互聯網世界泛濫成災的「奇觀」。但是，更為荒誕的是，羅翔的表達與公共發言坐標從未改變，隨著中國的公共輿論徹底淪為迎合政治需要與扞衛意識形態前線的戰場。羅翔隱隱約約表露的對公權力的距離、對基督教信仰的親近，便成為了隨時可以在亢奮與虛無之間切換的網民們再合適不過的靶子。
而成為攻擊對象的不只是羅翔一人，勞東燕、趙宏等積极參与公共表達的法學學者承受的攻擊則更為激烈乃至極端。在以男性作為想象與動員的對象的國家主義敘事中，女性代表著一種被支配和服從於集體的資源，源自西方啟蒙運動與人文主義成果的現代西方法學思想，必然與強調緊急狀態、集體主義的列寧主義國家機器方枘圓鑿。如果說律師階層在中國被消滅還需要專政工具親自下場，那麼對付以公共表達為天職的法律知識人，遠不必如此勞神費力。依靠觀察者網、虎撲與B站在這十年熏陶與訓練的數字化群眾運動，則足以讓網民們盯著手機屏幕就享受六十年前批鬥大會的快感。
羅翔們的命運並不罕見，十余年前，在微博上論辯「憲政救中國」與「國民性與制度」關係的另一批法律知識人，賀衛方、張千帆與蕭瀚等等，除了早就隨著互聯網的整風運動，連數據的骸骨都遺留不下來。今天看來，他們要遠比羅翔們意氣風發、激進，甚至論辯的邏輯也遠沒有象牙塔中那麼規範，但是在公民社會的落日餘暉下，他們扮演了這個存在著微薄共識的輿論場中，理想主義卻終身潦倒的堂吉訶德形象。
西方法學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命運，類似於漢學家列文森筆下士大夫面對西方技術的心態：一方面羡慕西方的科技，卻不得不接受儒教的世界觀與價值體系的崩壞。但是有需要不斷找機會強調傳統價值觀的優越之處，並以此作為建構自我身份的重要因素。當中國需要與世界接軌的時候，需要表演得像「正常國家」的時候，法律作為一種工具理性的代表自然受到有限度的尊重。那麼當今天的中國需要重新以「帝國」的面向出發，強調本土經驗的無可替代並把舶來自西方的公民社會和司法獨立作為挑戰的對象時，西方法學則成為首當其衝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這是不僅是一代知識精英的悲哀，甚至是每一個曾經被啟蒙與被自由主義思想感召的中國人，難以逃脫的詛咒。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輿論場中，賀衛方與羅翔是兩個極具辨識度的名字。儘管共享著法學知識分子的身份，但若對比兩人的公共表達，會發現差別幾乎存在於每個方面。最直觀的，是語氣的變化。
賀衛方的文字中洋溢著一種昂揚的情緒。他以批評之犀利著稱，但在犀利背後，能讀到一種確定感，既有對時代進步的確信，也有對公共討論實際功用的確信。在那本收錄了他在世紀之交密集發表的時評文章的文集《運送正義的方式》中，從構建法律職業共同體到司法獨立，從法考的命題到法官的服飾，從警檢關係到鞭炮禁令，從陪審制度到刑訊逼供…幾乎無話不談，頗有要將自己對現行制度的所有不滿一股腦倒出來，並即刻推動改革的氣勢。羅翔則不同，他借「圓圈正義」的書名以圓的理念和現實中永遠不規則的圓之對比表達對遠方正義的汲汲求索。在他這裏，正義成了需要終生追求但永遠無法達致的彼岸。他不妄想自己的表達能收穫實效，而不厭其煩地鼓勵甚至安撫讀者：過程本身就很重要。
語氣上從確定自信到低調內省的變化，折射出知識分子公共角色在過去三十年間發生的悄然轉變。
這個過程交織著兩條線索。一方面作為全球範圍內知識社會學變化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角色從公共知識分子轉向專家；另一方面則受到國內政治格局變化的影響，公權力的擴張重塑了表達空間，使知識分子的想象對話者從政府轉向了社會大眾。
從「公知」到專家
這個轉向首先體現在身份和組織層面，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知識分子生存土壤的重構。
八十年代在中國知識界出現了一股跨學科的啟蒙熱潮，或者反過來講，正因為當時未建立嚴格的學科體系，因此以社會整體的現代化轉型的討論熱情才得以匯聚。1989年的慘劇讓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和思想運動戛然而止。隨後，大學擴招與行政科層管理的強化，重塑了學術界的生產方式。再後來項目制與量化考核體系的建立，使得知識分子的主要活動場域由公共討論徹底轉向知識生產。
這種變革在根本上改變了知識分子的價值評價體系。他們的成就感不再源於在公共事務中獲得的影響力和道德滿足，而轉向了對學院體系內職稱、課題與頭銜的競爭。知識分子自此從公共話語的建構者轉變成不同領域的專門人士。無論你將這視為知識分子面對體制壓力的反應，還是社會劇變后公權力與知識分子達成了某種默契，知識分子建立新的身份認同已經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與身份體制化互為因果的，是法學學科體系的迅速建立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識專門化。在早期的公共輿論場中，賀衛方等學人熱衷於談論的司法改革、法治建設等宏大議題 ，雖然關乎法律，但實質上是政治與社會常識的延伸，公眾幾乎可以零門檻地參与。但是，隨著大學行政科層和學科體系的強化，法學研究迅速從泛泛而論的制度構想，轉向了各個細分學科內部的專業問題，法學知識分子的話語空間被迅速切割。討論的核心從「運送正義的方式」，變成了對比例原則、刑事責任年齡、物權法與所有制關係等問題的技術性探究。這種知識結構與話語方式的變化，自然而然地拉遠了知識分子與公眾的距離。一方面，充滿教義學色彩的專業術語形成了一道技術門檻，將普通大眾擋在深入討論之外；另一方面，高度專門化的學術訓練也反過來限制了知識分子參与公共討論的能力。面對超出自身研究領域的廣泛社會話題，他們往往因為缺乏發言的權威感而保持沉默，越來越難以像過去那樣，以一種整全的視角去回應公眾對社會正義的整體焦慮。
體制化和專業化趨勢幾乎難以抵擋，但羅翔、勞東燕和趙宏們依然試圖在學院之外維持某種程度的公共參与。然而，和八十年代的啟蒙領袖和文化英雄不同，在今天維持「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是一種成本極高的選擇，需要應對體制評價和社會信任的雙重壓力。
學院體制內的績效壓力與獎勵機制是顯而易見的挑戰。在以核心期刊發表、課題申報為唯一指標的考評體系中，公共寫作往往成為學術晉陞進程中的負資產。勞東燕最近就在微博上感嘆，自從她深入參与公共討論以來，便幾乎與各類學術獎項和榮譽絕緣。當專業化知識分子試圖以專業理性影響至公共領域，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來自學院體制的邊緣化與冷暴力。
挑戰還不止於此。如今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與生俱來」的權威。他們已經不被視為佈道者，而只是知識甚至情緒商品的提供者。消費者，最反感說教。所以趙宏、沈巋們的遭遇便不足為奇：他們從行政法學的專業立場為違法記錄封存制度鼓與呼，卻被當成為癮君子張目。即便如羅翔這樣受眾規模巨大的「商家」，也因服務態度問題被廣泛攻擊以至於關號退網。
這裡有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矛盾，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回應公眾情緒的能力就越弱。在學術共同體的絕大多數成員安居於象牙塔體制躲進小樓成一統時，勉力維持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個別獨行者更顯的形單影隻，而且常常暴露于惡意的荒野，對各種傷害防不勝防。
從對官到對民
知識分子的公共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假想的對話對象。在過去的二十年間，這一對象已經從肉食者轉向了社會大眾。在賀衛方活躍的那十年，法學學者的發言往往帶有強烈的建言色彩。這種對話之所以存在，前提是肉食者仍保留了某種開放性或容忍度。賀衛方當時可以在《南方周末》或《人民法院報》上密集撰文，針砭時弊，甚至能就「復轉軍人進法院」這樣極為敏感的話題在《國防報》和《南方周末》上與解放軍報的編輯公開筆戰，甚至形成一場多方參与的大討論。這種交鋒暗示了當時的一種默契：知識分子被視為制度建設的合法參与者，其聲音作為「聽取民意」的關鍵環節中仍保有一席之地。
情況在後半程急轉直下。隨著公權力管制動力和能力的急速擴張，面向當局的商榷空間頃刻間化為烏有。當媒體完全「肉喇叭」化，且官家對學院內異見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從蕭翰、張千帆的停課到賀衛方的全網封禁——對於後繼的學者而言，向上對話不再可能，且會帶來職業甚至人身風險。這迫使知識分子調轉身位：既然無力推動制度變革，他們便只能將大眾視為對話對象。羅翔式「心靈雞湯」的流行，與其說是因為個人魅力，不如說是無奈選擇「曲線救國」。他的文集中隨處可見對「崇高」「命運」「神聖」「恐懼」「幸福」的討論和對古典時期哲學家的引用，除了受他自己的閱讀偏好影響，也是因為制度層面的理性對話已不可能，所以轉而選擇提供道德感悟或心靈慰藉。這種溝通方式的心理化轉向，實質上是在極端受限的發言環境下，為了守住最後殘存的公共性可能而採取的一種防禦姿態。
儘管公共言說空間已被肉食者壓縮殆盡，法學人轉向大眾后卻陷入了一個更具諷刺意味的局面：他們時常發現，自己竟成了建制的辯護者。
在反智主義與陰謀論盛行的輿論場中，大眾訴求往往帶有鮮明的民粹色彩。此時，法學人的尷尬在於，儘管他們在道德甚至合法性上對肉食者持保留態度，但後者出於維持社會運轉的基本理性，以及科層體系本身的制度慣性，公權的某些制度或決策反倒更符合法治原則。戰後德國政治學奠基人之一恩斯特·弗倫克爾（Ernst Fraenkel）將這種現象稱為「雙重國家」：一種是按法律與邏輯運作、維護社會底盤不至崩潰的「規範國家」；另一種則是隨時可以懸置法律、以維護統治為最高追求的「特權國家」。
在大同訂婚強姦案中，這種錯位展現得淋漓盡致。民間輿論要求法律服從彩禮交換性交權的「生活常識」，因之將判決看作「女方騙婚、司法助攻」的鐵證。而從二審判決及法院的公開說明來看，有罪認定在證據規則上沒有任何問題，該案被最高法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庫」也印證了這一點。在這種不涉及統治安危的問題上，「規範國家」往往扮演主要角色。勞東燕 顯然認為學者有義務維護判決所體現的法治原則，對此案的公開評論除了顯示專業主義的理性，其中對刑法上「性自主權」的解釋方法，也完全不迴避維護女性權益的價值考量。這在對精英失去信任的大眾看來，就成了掩蓋司法腐敗、打壓底層男性的「專業傲慢」。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趙宏身上。她和沈巋、朱征夫常年呼籲設立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從行政法治來看，懲罰必須有邊界，通過「遺忘」機制讓過錯者重返社會，是現代文明的基本要求。但在反智主義盛行的輿論場，再加上「特權國家」出於統治邏輯經年累月渲染毒品恐慌，違法者權利保障被視為對罪惡的縱容。民眾要求的是一種毫無節制的、帶有報複色彩的「特權」式審判——一旦被定性為「壞人」，就應被永久釘在社會的恥辱柱上。在這種社會情勢下，趙宏們首當其衝，攻訐、謾罵甚至造謠紛至沓來。
「隻身涉險」的法學人腹背受敵。向上看，「特權國家」對任何潛在的挑戰保持零容忍，知識分子被剝奪了對話權；向下看，當他們試圖守住那一點殘存的制度理性，又被民眾視為建制的走狗。在「雙重國家」間，他們四處碰壁。
「重建啟蒙」還有可能嗎？
羅翔們的處境當然是尷尬的，但這不是他們的尷尬，而是我們這些緘默者的尷尬。他們在眾聲喑喑中的堅持，恰是對專斷與恣意雖微弱但可貴的阻力。當大眾沉浸於道德審判、將法治底線視為阻礙情緒發泄的障礙時，他們對程序正義與權利邊界的死守，看似教條且不合時宜，實則是為一個面臨失序風險的社會保留了基本的常識。他們所守護的，正是那些在平日無人在意，卻在危機降臨、個體面臨傾軋時所巴望的防護屏障。賀衛方送給文強的的那句話，這裏也同樣適用。（賀衛方在2011年4月《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中說：「文強在炙手可熱的時候根本不會意識到這種獨立性的價值，但一旦淪為階下囚，他也許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想象公共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的未來是困難而且無益的，可以確定的是，精英引領大眾的社會圖示需要被徹底拋棄。單向啟蒙的時代已經終結，多元觀念之間的競爭、對立甚至撕裂將是常態。對於公共知識分子，要緊的工作已經不是知識普及，也不應對具體制度的變革抱有浪漫幻想。他們的每一次發聲，都是在努力抗拒將定義社會規則的權力讓渡給暴力與專斷。這其實是對觀念基礎設施的維護，為未來的社會保留了關於自由、權利與程序的概念框架。只要這些基於理性的聲音沒有被徹底抹除，真正的公共生活就依然具備重建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