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上報 作者: 鄧聿文
中共五中全會已經舉行。但輿論似乎不太關注全會從嚴治黨的議題，反而對會議是否有重大的人事變動感興趣。雖然我不認為這次全會在這方面會有什麼太大動作，卻不妨礙來探討習近平的接班人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似乎越來越迴避不了。而在我看來，五中全會前中國當局對省級主官的密集調動，或許為外界探究接班人問題提供了線索。
關於習近平的接班人，我前不久提出六個標準。一是政治繼承必須可靠，不能在習近平退休后否定他的政治遺產；二是政治行為必須具有較高的可預測性；三是要有真正的治國能力，僅僅忠誠是不夠的；四是要經過足夠複雜的崗位歷練，最好兼具中央和地方、經濟和黨務，以及不同地區的主政經驗；五是要在危機中證明自己，可能比平時政績更能決定一個幹部的政治前途；六是要有統御全黨的能力，否則即使習近平願意把最高權力交給他，也未必坐得穩。
這六項標準不可能要求一個人全部滿足。習近平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個沒有致命短板，同時在政治繼承、可預測性、治國能力和統御力等幾項上足以讓他放心的人。但有了標準，還要解決另一個問題：習近平會讓什麼年齡的人來接自己的班？
這正是最近這波省級主官調整值得注意的地方。過去一個多月，中國地方高層換人明顯加快。一批1964—1969年出生的幹部升任省委書記或省長，與此同時，70后也明顯開始成批進入省長層級。比如1970年出生的郭寧寧、1971年的諸葛宇傑、1973年的謝衛江，最近都走上省長崗位；再加上此前的劉捷、劉小濤、韋韜、朱忠明、盧東亮，70后正部級地方主官的數量正在迅速增加。
這說明，中國高級幹部的代際更替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但是否意味著習近平的接班人一定是70后？我認為不能這樣機械理解。
如果我的基本判斷成立，即習近平還準備再做兩屆，大致做到2037年前後，那麼今天最值得觀察的，其實不是簡單的「70后」，而是1967—1975年出生的幹部。
為什麼從1967年算起？因為到2037年，1967年出生的人70歲。按照過去「七上八下」的習慣，這似乎已經偏大。但所謂「七上八下」從來不是黨章規定，更不是最高領導人接班資格的法定年齡線。習近平本人已經打破最高領導人過去的任期慣例，也沒有理由認為，他選擇接班人時會機械照搬過去政治局常委的退休年齡。
對最高領導人來說，年齡是一個機動條件，而不是決定條件。只要一個人的政治可靠性、能力、威望和統御力足夠突出，即使2037年接近70歲，也未必自動出局。因此，1967—1969這一批人仍然值得高度關注。
這批人的最大優勢是政治資歷已經相對成熟。他們中的幾個人，比如趙龍1967年出生，已任福建省委書記；趙剛1968年出生，是陝西省長；殷勇1969年出生，是北京市長。他們如果在二十一大進入政治局，之後再經過一個關鍵崗位，完全可能進入更高層的觀察範圍。
70后的情況正好相反，他們最大的優勢是年齡。1970年出生的人到2037年67歲，1972年的朱忠明65歲，1973年的盧東亮64歲，1975年出生的人也不過62歲。
他們的不足是履歷普遍還不完整，一些人才剛剛進入省長、部長這一層，還沒有省委書記、政治局或中央核心部門的經歷。但如果習近平確實還準備再做十年，這反而給了他充足時間，這些人的這塊短板也會補上。
未來十年，這批人可以繼續輪崗，從省長到省委書記，從普通省份到重要省市，從地方到中央，再從中央回地方；有人進入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這樣的關鍵地區，有人進入中央重要經濟、安全或黨務部門。通過這些崗位，習近平可以不斷觀察、比較和淘汰。
所以，習近平未來十年的人事安排，很可能是在1967—1969的資歷優勢和70后的年齡優勢之間不斷篩選。這也說明，二十一大對接班問題的重要性，不在於產生一個明確接班人，而在於形成最後的候選梯隊。
目前二十屆政治局沒有一個1965年以後出生的成員，這種年齡斷層不可能長期持續。二十一大首先要解決的，不是誰接習近平，而是最高層的代際斷層。
如果屆時1967—1969年出生的幹部開始進入政治局，他們就會跨進下一輪最高層競爭的賽道；如果70后已經有人直接入局，信號就更值得注意。反過來，如果70后只是大批進入中央委員會和候補中央委員會，而政治局仍主要由60后組成，也說明他們暫時仍是下一梯隊。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習近平未來接班人的現實觀察範圍，可以暫時放在1967—1975這一年齡帶的原因。
它當然不是說，接班人一定從其中產生，更不意味著現在已經存在一個秘密指定的人選。習近平如果準備做到2037年，今天過早選定接班人，對他沒有多少好處，反而可能製造第二個權力中心。他現在真正需要做的，是把一批人推上更重要的位置，看他們怎麼表現。
就此而言，五中全會前夕這波省級主官密集調整，也許比全會本身有沒有重大人事議題更值得外界注意。它告訴我們，未來的接班人，大概會從哪一代人中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