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錚
中共正審議《反跨境腐敗法》逃到海外也沒用，中共可「缺席」審你！錢、人出國更難家屬恐成籌碼！
人已經逃到海外，中共還能不能抓？錢已經轉到國外，中共還能不能追？如果本人不肯回國，留在中國的父母、妻兒又會面臨什麼？
隨著中共加緊制定一部新的《反跨境腐敗法》，這些問題正變得越來越現實。
11月2日，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反跨境腐敗法》草案進入二次審議。與此同時，另外兩份重要文件也相繼出台或生效。
一份是11月1日公布的中共五中全會關於黨的自身建設的新《決定》，明確提出嚴查利用虛擬貨幣、跨境資金和區塊鏈等方式進行的腐敗活動，並加強追逃、防逃和追贓。
另一份則是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今年5月公布並實施的刑事缺席審判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對於身在海外的某些犯罪嫌疑人，即使本人不回中國，也可以進行審判。
將這三份文件放在一起看，一套覆蓋境內境外、從人員監控到資產追繳、從限制出境到缺席審判的法律與行政體系，正在逐漸成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套體系的目標可能不只是貪官，還可能涉及曾在中國國企、政府機構工作的人，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甚至被中共認定危害國家安全的海外人士。
這意味著什麼？
一、反腐新法二審：中共究竟要管到哪裡？
中共官媒對11月2日《反跨境腐敗法》草案二審的報道非常簡短，重點強調草案增加了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反腐敗治理體系」的內容，並宣稱相關工作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個人隱私。
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部法律草案賦予中共有關部門的權力。
今年8月公布的一審草案共有六章47條。其中一些條款的適用範圍之廣，值得海外華人特別留意。
首先是第三條。
這一條對「跨境腐敗」的定義，不僅包括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外國人員向中國公職人員行賄等傳統意義上的跨國腐敗行為，還包括：涉嫌腐敗人員外逃，以及腐敗資產跨境轉移。
此外，草案還將全部或部分發生在境外、但結果全部或部分發生在中國境內的相關行為，納入跨境腐敗的範圍。
這就帶來一個關鍵問題：誰來認定某人涉嫌腐敗？誰來認定其海外資產屬於腐敗資產？
如果這些認定權掌握在中共紀檢監察及司法系統手中，那麼法律所涉及的對象，就不一定局限於已經被法院判定有罪的貪官。
需要說明的是，草案並非將所有出國或正常向海外轉移資產的行為一律定為犯罪。但對於被認定涉嫌腐敗的人員及其資產，草案確實提供了更廣泛的跨境調查和追繳依據。
而這，正是其值得警惕之處。
新法草案不僅針對已經逃到海外的人，也試圖從源頭阻止人員和資產外流。
根據一審草案第十九條，監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可以依法對有關人員採取限制出境措施，以防止涉嫌腐敗人員外逃。
第十二條則要求，對違規取得外國國籍、外國永久居留資格或長期居留許可的有關公職人員進行監督和整治，並建立人員和資產外逃的預警與阻斷機制。
第十四條要求稅務、審計、財政、金融監管等部門，將可能涉及跨境腐敗的資金流動信息移交有關部門；海關也須提供人員攜帶現金出入境的相關信息。
第十五條進一步提出，利用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提高對跨境腐敗活動的精準發現能力。
把這些條款連起來看，其邏輯十分清楚：通過監控人員身份、出境動向和資金流向，儘可能在當事人離開中國之前，就發現並阻止其行動。
這也與近年來中國不斷收緊出境管理的趨勢相呼應。
此前已有旅客披露，在出境時被要求接受額外審查，甚至填寫境外親友等個人信息。
對於那些本人在中國體制內工作、配偶子女已經移居海外，或者正在辦理外國永久居留身份的人來說，新法草案釋放出的信號尤其值得關注。
如果一個人已經成功離開中國，是否就意味著中共無法再通過中國司法系統追究他？
答案是：並不一定。
今年5月21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關於適用刑事缺席審判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並於5月22日起正式施行。
這份司法解釋明確了對身在境外的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的具體程序。
其中有幾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規定。
第一，缺席審判不只針對貪污賄賂案件，也可以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根據第二條，在符合相關法律條件並經過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的情況下，某些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也可以適用缺席審判程序。
中國《刑法》第一章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
這些罪名在中共政治案件中具有特殊敏感性。
因此，這套缺席審判制度的意義，可能遠遠超出反腐敗本身。
第二，即使被告人在海外，法院仍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送達法律文件。
根據第八條，送達方式可以包括中國駐外使領館、郵寄、傳真、電子郵件、即時通訊工具，以及公告等。
在規定條件下，郵寄后經過三個月仍未收到回執，也可能被依法視為送達。
換句話說，一個已經移居多倫多、悉尼或洛杉磯的人，並不一定需要親自回到中國，才能被納入中國法院的審判程序。
第三，法院可以通知被告人的近親屬，要求他們勸其回國。
第七條規定，法院應將起訴書副本送交被告人的近親屬，並通知其督促被告人歸案。
這條規定尤其值得關注。
在普通法治國家，通知家屬與利用家屬施壓，是兩回事。
但在中共長期開展海外追逃的背景下，這一規定可能成為當局通過國內家屬向海外人士施加壓力的制度性渠道。
第四，被告人出境前所作的供述，也可能成為定罪證據。
根據第十四條，被告人在出境前作出的供述和辯解，經法庭查證屬實，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問題在於，中國刑事司法體系中的供述是否始終出於自願，是否存在刑訊逼供、律師無法充分介入等問題，一直受到外界關注。
如果一名海外人士無法親自到庭，而法院又採納其出境前的供述，那麼程序公正性與辯護權保障就顯得尤其重要。
從法律程序上說，缺席審判並不等於可以無條件定罪；但從實際運作來看，中共確實已經建立了在被告人不回國的情況下繼續推進某些刑事案件的法律機制。
四、你不回國，就找你父母妻兒：美國「獵狐行動」案件揭露了什麼？
為什麼「通知近親屬督促歸案」這句話值得特別警惕？
因為中共過去在海外開展的所謂「勸返」，已經出現過利用親屬進行威脅和脅迫的案例。
2023年6月，美國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的陪審團，在美國首宗涉及中共「獵狐行動」的審判中，裁定三名被告有罪，其中兩人被裁定非法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
根據美國司法部公布的案情，相關人員為了迫使一名居住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目標人士返回中國，採取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手段。
2017年，他們將目標人士82歲的父親從中國帶到新澤西，試圖通過老人向其兒子施壓。
與此同時，目標人士留在中國的姐姐受到坐牢威脅。
參与行動的人員還曾戴著夜視鏡監視目標人士的住宅。
2018年，一名男子來到目標人士家門口，用力敲門並試圖強行進入，最後留下了一張字條。
字條的大意是：「如果你願意回大陸坐十年牢，你的妻子和孩子就會平安無事。這件事就到此為止！」
這三名被告後來分別被判處24個月、18個月和16個月聯邦監禁。
這個案例說明，中共的海外追逃行動並非始終通過正常的司法合作渠道進行。
有時，它也會藉助恐嚇、騷擾和對親屬施壓的方式，迫使目標人士返回中國。
如今，缺席審判司法解釋又明確規定，法院可以通知近親屬督促被告人歸案。
雖然不能因此斷言每一次司法通知都會演變成脅迫，但結合過去的實際案例，外界有理由擔憂：留在中國的家屬，是否會再次成為當局迫使海外人士就範的籌碼？
《反跨境腐敗法》草案還有一個頗具爭議的特點：它對中外調查權力的規定並不對稱。
根據一審草案第二十六條，未經中國有關主管機關同意，外國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在中國境內開展反腐敗調查活動。
中國境內的組織和個人，也不得擅自向外國方面提供相關證據或其他協助。
違反規定者可能面臨阻斷措施和法律責任。
與此同時，草案第二十二條列舉了中國可以請求外國方面提供的司法協助事項，包括調查取證、搜查、查封、扣押、凍結和沒收涉案財產等。
第十八條還規定，在重大跨境腐敗案件中，可以根據對等原則，要求外國企業提供合作。
第六條則提出，如果外國以反腐敗為借口，或者不當適用域外法律，對中國實施遏制、打壓，中方可以依據《反外國制裁法》等採取反制措施。
這就出現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局面。
中共希望外國政府、銀行、企業和司法機關協助調查並追繳海外資產；但外國調查人員若想進入中國調查涉及中國官員的腐敗案件，卻必須首先獲得中方同意。
例如，美國依據《反海外腐敗法》調查涉及中國的行賄案件，或者西方銀行追查與中共官員有關的可疑資金流向，都可能遇到中方設置的法律障礙。
此外，草案第三十條要求中國企業建立廉潔合規管理制度，並允許企業向境外分支機構派駐廉潔合規專員。
二審草案據報道保留了這一要求，並進一步明確相關人員的配備方式。
這也意味著，中國企業海外分支機構的內部監督體系，可能進一步受到中共國內監管制度的影響。
六、「天網2026」已追逃127人，追回14億元：只有約四分之一是體制內人員？
中共今年的海外追逃行動已經取得了一些官方宣稱的成果。
根據中共追逃追贓部門公布的數據，截至10月15日，「天網2026」行動共追回外逃人員127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2人，追回贓款超過14億元人民幣。
這些數字來自中共官方，外界難以獨立核實。
但其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
127名被追回人員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只有32人，約佔25%。
那麼，其餘約75%是什麼身份？
他們涉及哪些案件？有多少人屬於民營企業界或其他社會群體？又有多少人是在自願情況下回國？
僅憑目前公布的數字，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然而，這至少說明，中共海外追逃的對象，並非全部都是黨政機關幹部。
七、習近平為什麼急於推動這部法律？三個值得注意的背景
從目前公開的法律文件及中共政治、經濟形勢來看，這部法律的推進，可能有三個重要背景。
第一，習近平的政治清洗正在向海外延伸
中共五中全會剛剛確認33人被開除黨籍，其中約半數來自軍隊。
與此同時，中共新公布的黨內規定，進一步加強了對官員配偶、子女及家族企業的監督。
今年的「天網」行動，也明確將家屬和資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所謂「裸官」列為重點對象。
這些措施並不是孤立的。
在中共持續整肅軍隊和黨政系統的背景下，一些落馬官員及其親屬、資金和社會關係，可能早已分佈在海外。
對於習近平來說，僅僅控制這些官員在中國境內的職務、自由和財產，可能還不夠。
如果能夠通過新法追查其海外資金、追究境外人員，甚至藉助外國司法系統實施追贓，那麼政治整肅的影響範圍就可能進一步擴大。
尤其是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召開之前，這套制度可能具有更深層的政治意義。
而缺席審判制度還可以適用於某些危害國家安全案件，也意味著其潛在影響不一定局限於貪腐官員。
第二，中國財政吃緊，流向海外的巨額財富成為追繳目標
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持續承壓，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部分地區甚至開始追繳多年以前的社保費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加大對跨境資金流動、虛擬貨幣和海外資產的監管，並不令人意外。
過去幾十年，中國有大量財富通過投資、移民、企業經營及其他渠道流向海外。
其中既有合法所得，也可能包括貪污、受賄或其他違法所得。
新法草案將涉嫌腐敗人員外逃和腐敗資產跨境轉移納入規制範圍，並在第二十五條涉及資產追繳、返還及分享等國際合作安排。
這意味著，在符合相關法律和國際合作條件的情況下，中方可能嘗試與外國政府合作追繳資產，並依據協議進行處置或分享。
這種安排可能提高外國方面參与追贓合作的積極性。
不過，不能僅憑草案就認定所有海外華人的合法資產都會被追繳。
真正值得擔憂的是：如果腐敗認定標準缺乏獨立司法監督，海外資產的合法性又由中共主導判斷，那麼追贓權力是否可能被濫用？
第三，中共正在試探西方國家願意配合到什麼程度
這是我認為最值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歐洲國家關注的問題。
跨國反腐敗本來就需要國際合作。
追繳真正的貪腐所得、打擊洗錢及跨境金融犯罪，也是各國司法機關的正常職責。
但是，當提出司法合作請求的一方，是一個司法體系缺乏獨立性、政治案件高度敏感的政權時，問題就複雜得多。
假設一名中國公民已經移居美國。
中共以涉嫌腐敗或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對其立案，通過缺席審判作出判決，再請求美國方面協助凍結或沒收其財產。
美國法院應該如何判斷？
如果案件涉及的是一名公開批評中共的異議人士，又該怎麼辦？
如果中國法院使用的證據，包括被告人在中國羈押期間作出的供述，而本人又未能親自參加審判，外國司法機關是否應該承認這樣的判決？
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法律問題。
它們關係到海外人士的財產權、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外國政府如何防止正常司法合作被用於跨國政治迫害。
當然，中國法院的判決並不會自動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獲得執行。外國法院和政府仍須依據本國法律及適用的國際協議審查有關請求。
但中共顯然正在嘗試建立一套更完整的法律工具，使其跨境追逃、追贓行動更容易進入正式的國際司法合作渠道。
八、新法最快本周通過？海外華人需要警惕什麼？
11月2日，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向常委會提交了有關《反跨境腐敗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按照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程序，這類報告通常意味著草案已經進入較後期的審議階段。
本次常委會會議將持續至11月6日。
因此，這部法律有可能在本周完成審議並付諸表決，儘管截至11月2日，二審草案全文尚未公開，最終條款仍有待確認。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這部法律尚未正式通過，中共已經通過現有法律、司法解釋及行政機制，具備了相當程度的跨境追逃和追贓能力。
新法的作用，可能是將這些措施進一步整合、制度化，並擴大相關部門的協調與執行能力。
對於海外華人而言，需要關注的，不僅是這部法律會不會通過，還包括它將如何執行、針對什麼人，以及外國政府會在多大程度上配合。
一個人離開中國，是否就意味著真正擺脫了中共的控制？
如果他的父母、妻兒仍在中國，如果他的財產與中國仍有聯繫，如果中共可以在他缺席的情況下作出判決，再向外國政府提出司法協助請求，那麼答案可能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過去，中共的跨國鎮壓可能表現為「獵狐行動」人員出現在海外人士家門口，或者通過留在中國的親屬施加壓力。
未來，另一種風險是：中共試圖藉助法律文件、司法協助請求和跨境資產追繳機制，將其權力延伸到海外。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中共的長臂伸得越來越遠，而是這隻長臂可能披上合法的外衣，甚至試圖藉助西方國家自己的司法體系來實現目的。
這部法律最終會如何定稿、如何實施，以及西方國家會如何回應，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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