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目: 情系中華

不用期待!中國經濟漫長黑夜已降臨

作者: 趙鵬博

一直在討論中國經濟、,卻幾乎沒有系統地討論過目前的局勢。我講底層邏輯:過去幾十年,中國為什麼能夠快速發展;到了今天,為什麼又面臨越來越突出的困難。

一直在討論、中國政治,卻幾乎沒有系統地討論過中國目前的局勢。

小孩沒娘,說來話長。先從中國的執政與管理體系——講起。

這篇文章不討論到底是壓迫還是專制。我講底層邏輯:過去幾十年,中國為什麼能夠快速發展;到了今天,為什麼又面臨越來越突出的困難。

一、的成果,從哪裡來?

在中共自己的宣傳中,改革開放是中共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普通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

但解釋這些成就,必須把內部選擇和外部條件分開。

先看內部。

改革開放的一項根本變化,是中共放鬆了對經濟活動的全面控制,把一部分生產、經營和資源配置的決定權交還給企業與個人,讓中國社會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內發展。

個人能夠經商,企業能夠追求利潤,生產開始更多地回應市場需求。原本受到壓制的勞動、經營和創造能力,由此得到釋放。

中共作出了放開的政治選擇,中國社會則通過勞動、投資、經營和承擔風險,把機會變成了實際財富。

解釋改革開放的成果,這兩部分都不能省略。

改革確實帶來了經濟制度和法律的變化。但經濟自主空間的擴大,沒有改變中共壟斷的基本結構。

這給後來的發展留下了一個根本問題:社會獲得的經營空間,究竟能夠依靠穩定的規則長期維持,還是繼續取決於各級政治權力的判斷與取捨?

二、中國接上了全球市場

再看外部。

中國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此後,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全球經濟整合進入新的階段。

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和生產網路不斷擴展。企業在更大範圍內尋找市場、配置資本、安排生產,中國逐步進入了這個體系。

但中國的發展並不是一條沒有矛盾的直線。

1989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世界的政治事件。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變化,沒有自動解決社會訴求、利益分配與政治參与之間的矛盾。

經濟增長與政治秩序之間的問題,當時就已經存在。

到了2001年,中國迎來了另一個關鍵節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從1986年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這個過程經歷了15年。

入世時,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23年。此前積累的生產能力、企業組織和基礎設施,使中國具備了承接大規模國際訂單的條件。

加入世貿組織,則進一步改善了中國進入國際市場的條件,把這些生產能力接入了更廣闊的貿易網路。

三、兩種,遇上了同一輪全球化

這裏還需要看到一個重要的人口背景。

1946年至1964年的嬰兒潮期間,出生人口約為7600萬。到了2000年,這一代人已經進入36歲至54歲,成為消費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處在另一個人口階段。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大批人口,已經進入成年和壯年。2001年,中國總人口約12.76億,15歲至64歲人口約8.98億,佔總人口的70.4%。

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為製造業擴張提供了基礎。

一邊是購買力較強的海外市場,一邊是擁有龐大勞動力供給、正在擴大生產的中國。

採購商帶來訂單,跨國企業組織投資和產業布局,中國企業組織生產,中國勞動者進入工廠。

市場需求、資本、技術、生產組織與勞動力,通過全球供應鏈連接起來。

人口結構提供條件,改革開放擴大經濟活動空間,全球貿易網路把這些條件轉化成訂單、就業和收入。

美國嬰兒潮一代的人口規模,是理解當時消費市場的重要背景。中國的增長,則建立在這些條件的共同作用之上。

這些條件,為後來的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基礎設施擴張創造了重要基礎。

工廠需要廠房、道路、電力和港口,人口進入城市又帶來住房和公共服務需求。在地方政府組織投資、土地開發和信貸擴張的推動下,這些需求進一步轉化為鋼筋水泥、汽車、公路、高鐵和機場。

中國的增長,由此形成了相互推動的鏈條。

四、當年的有利組合正在瓦解

到了今天,支撐這條鏈條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

中國正在老齡化。過去進入工廠、建設城市的大批年輕人,如今陸續走向退休。

歐美同樣面臨人口老化,消費結構、養老負擔和財政支出隨之變化。

老齡化不會讓海外需求消失,但它改變了需求結構。中國也無法繼續依靠不斷增加的年輕勞動力,重複過去的增長過程。

與此同時,國際生產布局越來越受到貿易政策和安全考量的影響。中國面對的外部條件,已經不同於加入世貿組織前後。

這時候,過去沒有解決的制度問題,就變得更加突出。

五、法律的確定性,被權力關係侵蝕

中共浪費了紅利期最重要的制度建設機會:沒有把增長積累的成果,充分轉化為能夠持續約束權力、保障社會權利的制度信用。

中國有法律,有產權規定,也有法院。但法律如何執行、法院怎樣裁判,受到政治權力、地方利益和關係網路的影響。

兩家鄉鎮企業發生糾紛,不需要最高政治權力介入。本地幹部的態度、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地方財政和利益關聯,就足以影響案件的處理。

法院同樣處於黨的領導體系之內。當地方權力介入糾紛時,當事人面對的法院,也處在這套權力體系之中。

法律能否得到執行,就與當地的權力關係糾纏在一起。

問題發生在日常生活和經營中,損害的卻是整個社會對制度的信任。

土地問題同樣如此。

土地在法律上有明確歸屬,但法定歸屬沒有回答所有實際問題。

誰決定土地用途?誰取得收益?徵收需要遵守什麼邊界?受到損失的人,通過什麼渠道獲得救濟?

企業和個人需要的,也不只是紙面上的保護條款。

他們需要知道,今天合法的經營,明天是否仍然受到承認;已經簽訂的合同,政策變化以後是否仍然有效;自己的財產受到侵害時,能不能得到公正處理。

當利益衝突涉及當地政府、幹部或具有特殊關係的人時,同一套規則能不能同樣適用?

這些問題,直接決定了產權保護究竟有多可靠。

示意圖 Adek Berry/AFP/Getty Images

六、內部監督不能替代外部約束

中共建立了內部監督體系,卻沒有讓各級權力接受獨立於自身體系、能夠持續發揮作用的外部監督。

內部糾錯依賴上級介入。當事人無法把自身權益的保障,建立在一套可以穩定依靠的機制上。

公開制度必須約束制定規則和執行規則的人。權力不能自行決定何時接受約束、何時享有例外。

但當權力能夠影響規則的執行,又缺少可靠的外部約束時,人們就必須在公開規則之外,再計算一套權力關係。

處理糾紛,除了查法律,還要看對方有什麼關係、背後站著誰、當地政府是什麼態度。

開展經營,除了看市場,還要判斷政策風向、地方利益和幹部意願。

公開規則因此失去了應有的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從具體案件擴散到日常經營:合同能不能兌現,財產能不能保住,糾紛能不能公正解決,都成為必須額外計算的風險。

企業和個人無法確信,同樣的規則會始終適用於不同身份、不同關係的人。制度的可信度,就在一次次具體事務中被消耗。

穩定預期,必須建立在穩定執行的規則上。

權力能夠干預規則,卻不受可靠的外部約束,社會就無法充分信任制度。

七、增長能夠緩衝矛盾,無法代替制度

高速增長的時候,不斷增加的收入和機會,能夠暫時緩衝一部分制度缺陷造成的損失。

人們即便遇到不公平,也仍然能夠從擴張的市場中尋找新的出路。

增長放緩以後,這種緩衝就會減弱。

企業投資,需要相信未來的經營空間;家庭消費,需要相信未來的收入和保障。

權利能否得到保護、規則能否持續執行,直接進入企業與家庭的經濟決策。

預期不穩,投資和消費就會受到壓制。

反覆要求社會增強信心,無法代替產生信心所需要的制度條件。

中國已經提出擴大內需、創新驅動和經濟轉型。轉型能否完成,取決於這些目標能不能落實到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產權保護和權力約束上。

擴大內需,需要居民獲得更強的購買力。

鼓勵消費,需要家庭能夠承擔未來的生活支出。

鼓勵創新,需要企業相信長期投入及其成果能夠得到保護。

這些事情,都要求各級權力接受穩定規則的約束,讓企業和個人能夠依據公開制度安排未來。

八、之後,中國往哪裡走?

世界工廠的生產能力,是中國過去幾十年積累的重要成果。但世界工廠不能成為國家發展的全部目標。

生產能力需要轉化為居民收入,經濟成果需要轉化為公共保障,社會積累需要轉化為能夠長期維持的制度信用。

中共把中國建設成為世界工廠視為重要成就,卻沒有完成與下一階段發展相配套的制度轉型。

與此同時,歐美也在處理老齡化、利益分配和政治分歧。中國無法繼續依賴一個不斷擴張、順暢吸納中國產品的外部環境,來消化內部積累的問題。

理解中國目前的局勢,就要抓住這個變化:過去支撐高速增長的條件正在消退,新的增長方式所需要的制度基礎卻沒有建立充分。

當人口紅利減退,外部環境變化,投資擴張承受更多約束,過去被高速增長緩衝和遮蔽的矛盾,就會集中顯現。

而這些矛盾能否得到解決,最終取決於各級權力能否受到有效約束,公開規則能否得到穩定執行,普通人能否真正依靠制度保護自己的利益。

來源:公民秩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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