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澈言
故事要從2017年講起,那年北京大興的一個城中村著火,燒死了幾個人。
於是,北京開始清理低端人口。
所謂「低端人口」,指的就是我們這種不富裕的外地人。
當時我住在天通苑的一個群租房里,60平左右的房間,分割成了4個卧室。
我租了其中一間,月租3500。
那天我回家,門上貼了一張居委會的告示,說政府禁止合租房,勒令我們限期搬家。
我沒搭理。
於是幾天後,居委會帶著幾個壯漢,拿著鎚子和電鑽,把主卧的牆給砸了。
居委會振振有詞,說主卧本來是個客廳,中介違規隔成了卧室,這個牆砸得合理合法。
住在主卧的也是一對小情侶,女孩跟我愛人一樣,喜歡穿各種花花綠綠的裙子。
那些漂亮的裙子就被淹沒在塵土和磚塊之中。
隔天,主卧的情侶搬走了。
又過了幾天,家裡突然停電了。
我以為欠費,就在手機上買了點電,但過了一會電還是沒來。
室友從裡屋出來,說居委會的人又來了。
這次,他們把我們家的電錶給拆了。
我到走廊一看,果真,電錶箱里空空如也。
我本想帶我媳婦去住酒店的,但她心疼錢,我倆就藉著手電筒的燈光,找到一盒我之前參加活動時,主辦方送的香蕈蠟燭。
你別說,點著后小氣氛整得還挺浪漫。
就那麼對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居委會。
接待我的是個小姑娘,一口京腔,問我屋子裡都住了哪些人。
我說我跟我媳婦住了一間,另外三個房間是兩個次卧,和一個廳隔(客廳改成的卧室),那個廳隔已經被你們砸了。
「你媳婦?」她納悶,「結婚了怎麼還跟別人合租房子?考慮過她的安全嗎?算負責任的老爺們嗎?」
她把我問住了。
我本以為自己挺能言善道的,甚至準備好了各種法律條文用來維權,但誰知竟一句話被她絕殺。
我從居委會鎩羽而歸,打算搬家,找一個整租的房子。
可誰知我剛走出電梯,就看見我這個群租房的中介,在偷偷地給我裝電錶。
我嚇了一跳,我說哥們,這活你幹得了嗎?
他說你別吱聲,公司給我培訓過。
他話音剛落,我看到屋裡的燈,亮了。
牛逼。
那時起,我就萌發了買房的念頭。
但可惜我收入很不穩定,經常幾個月顆粒無收。
畢竟我要是手頭寬裕,就不會跟別人合租房子了。
幾個月後,我走了狗屎運,一本書的版權被愛奇藝買走了,說要拍個網劇。
天降一筆橫財,這讓我有了買房的底氣。
我看看錢包,前掐后算有個小一百萬。
於是我開始看盤。
看了幾個盤后我才意識到,這點錢妄想在北京買房,杯水車薪。
此時,一個老家的朋友找我說,要不要考慮下鄭州的房子,我手裡有個盤,開發商是個國企……
畢竟你也沒有北京戶口,就算買了房,依然是外地人。
他說的有幾分道理。
左思右想,我決定在老家買房,將來回去發展。
於是,我買了朋友推薦的那個房子。
房本上寫的是我媳婦的名字。
她十九歲時就跟我在一起。
當時她還在上大學,我在創業,項目融了點錢,我意氣風發,向她吹噓,看著吧,不出兩年,你老公一定飛黃騰達。
於是,不出兩年,我就跟合伙人鬧翻了,凈身出戶。
失業后,我搬到了這個齊聚了「低端人口」的群租房裡。
她畢業了,拖著行李來北京找我,我打開房門,向她介紹:這是A房間,住著一個哥們,做銷售的;
這是B房間,住著一個女孩,我也不知道幹啥的;
這是C房間,暫時還沒人住,中介說過兩天就來人了。
這是D房間……也就是咱們家。
我挺沒底氣的,把那個家字念得非常輕。
賦閑過一段時間,我開始上班、寫書、搗鼓搗鼓小項目試圖賺點錢……
無論我做什麼,她都「好啊好啊」地支持我。
有一天我心血來潮,說咱倆領個證吧。
她想都沒想,就說好啊。
她就這樣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嫁了。
直到去年我倆決定出國時,才補辦了一場婚禮。
房買得挺痛快的。
我們簽約時,那房子已經快封頂了,約定當年年底交房。
簽完合同的次月,就開始還貸了。
每個月要還款三千多,我掐著指頭算算,還到第六個月,就可以收房準備裝修了。
可六個月後,我沒有等到收房的通知……
它停工了。
彼時我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畢竟趕上疫情,各行各業都不好過。
我托朋友去工地看看。
朋友說一開始,工地里還有三兩個工人敲敲打打,後來乾脆大門緊鎖,只有一個保安站在門口玩手機。
又過了幾個月,眼看徹底復工無望,業主們便去售樓部討說法。
沒等到管事的領導,折騰幾個業務員無濟於事。
大家就又到開發商總部去靜坐。
開發商無奈,只得跟我們對話,其間找各種借口,先是說空氣揚沙治理、后又把責任推給新冠。
最後,開發商才坦白說:沒錢。
錢去哪了?
每家每戶都交了幾十萬的首付,還每月向著銀行還著幾千塊錢的貸款。
現在你告訴我你沒錢蓋房。
那我交的這些錢去哪裡了?
沒人知道。
開發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誰也拿他沒辦法。
我們只好開始維權。
維權的過程很難,在鄭州的,就排班去售樓處靜坐拉橫幅;不在鄭州的,就在網上發聲,或者上國務院小程序等平台留言情願。
屁用不頂。
直到某天,一個業主爬上了爛尾的樓里,說要從上面跳下去。
他買的比我早,買這個房子是當婚房用的,結果現在婚都離了他媽的還沒交房。
「快跳啊!」圍觀的業主在慫恿他,「這樣房子的事情就有熱度了!」
那人終究還是少了點跳樓的勇氣,被警察拽了回來。
後來,警方加強了安保。
一段時間內,那片區域的警察數量,甚至比裏面敲敲打打表演復工的工人還多。
也多虧了那位跳樓的哥們,房子的事情才能驚動相關部門。
相關部門把開發商代表和我們組織起來,討論如何「自救」。
我們則喋喋不休地追問,買房的錢去哪了,被誰挪用了。
在座的一位領導終於沒了耐性。
他說:人家那麼大個企業,是國企,背靠國家,國家的錢花到哪裡去,是你能問的嗎?那跟你有關係嗎?
以及:為什麼別人買的房子沒爛尾,就你們買的房子有問題,是不是貪便宜了?是不是自己腦子不聰明,老想佔便宜?老百姓要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別總什麼事都推給國家,國家不可能什麼都替你們背鍋擦屁股……
我很憤怒。
我想把這些發到網上,但打開微博,才發現我已被永久封號。
微信也被禁言,幾個維權群也無端解散。
終於知道這些年我為什麼一直過得如此擰巴了。
因為我總是執著于搞清楚一些我不應該搞清楚的事情。
憤怒過後,我冷靜下來。
隨後我開始恐懼。
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我知道紅線在哪裡。
這些年,我看到過許多人因為一句話,甚至僅僅一張照片就被封鎖。
繼續糾纏下去,不光我自己,甚至可能會連累其它的合作夥伴跟著倒霉。
再加上我後來查過一些資料,得知這個小區前面幾棟樓,已經有人因為組織業主維權被判刑入獄的案例……
我慫了。
我腦海里浮現出那天居委會的壯漢們,用鎚子和電鑽砸碎群租房家牆壁的場景……
小小蚍蜉,怎敢撼樹。
有些事情是我惹不起的。
我還清楚一件事:不管房子交或者不交,每個月的房貸我肯定是要接著還的。
我得保住我的工作。
於是,之後群里再有任何的維權活動,我都不再參与,氣得最後群主把我和我媳婦踢出了業主群。
屬實是眾叛親離了。
經過這麼一折騰,我乾脆也放棄了回家發展的計劃。
有天,一個台灣的編輯朋友找我,說我之前在台灣出的那本書賣得還行。
我很意外,那書是我以前在大陸出版過的作品集,引進到了台灣重新包裝后出版的,我本對它不抱什麼指望。
再一深聊,對方說其實東亞幾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相似度很高,有許多可以做的事情。
他們建議我說可以多出去看看,例如日本,就是個不錯的選擇。
正好我媳婦有個朋友,疫情前和男友一起出去的,平時幫她在東京代購點衣服鞋子一類的東西,偶爾也會在網上聊聊在那邊的生活。
於是那天晚上,我突發奇想,說不然咱們也去日本發展看看吧。
「行啊。」她又跟往常一樣,不假思索地答應了,「那貓呢?」她問。
「也帶著。」我說,「咱研究研究怎麼運出去。」
「那房子呢?」她又問,「聽說已經快交房了,這次是真的要交了。」
不要了,我說。
那些已經跟我們沒關係了。
來源:X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