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有意义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来源: 自由时报 作者: 谭慎格 编译: 陈泓达
二〇二三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APEC）论坛“领袖会议”（Leaders Meeting），将是一个特别的挑战，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必须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廷。当然，普廷不会出席。他很忙，而且，嗯，他还是个战犯。今年三月，国际刑事法院（ICC）以“非法驱逐人口（儿童）和非法将人口（儿童）从乌克兰占领区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战争罪行”起诉他。美国国务院“正在记录和评估这些战争罪行”。而普廷“无上限”、“永远最好的朋友”习主席，也不会是拜登热烈欢迎的嘉宾。
因此，二〇二三年将考验美国国务院那些辛劳从公的外交官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他们负责筹划今年亚太经合会一整年的一百多场活动（工作会谈、部长级会议、政策研讨会等）。一如既往，亚太经合会年度行事历上最大的活动，还是“领袖会议”。
“有意义参与”定义：独立于北京之外
同时，美国国会和拜登总统已经通过了范围广泛的跨党派法律，要求：一、美国政策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二、台湾成为“不需要国家地位”的组织的正式成员。亚太经合会便是后者之一（还有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四十四年前，美国对台政策的奠基文本—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关系法”明确规定，该法任何条款都不能被“解释为”将台湾排除于任何国际组织的会籍之外。最近的发展则是，过去四年来的每一份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DAA）都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
你问什么是“有意义参与”？根据美联社记者李伊（Matt Lee，国务院记者团的大老）的说法，国务院默认“有意义参与”的定义，就是“独立于北京之外”的参与。
在这些“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提供“对所有国际组织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在可行的情况下，确认最有利于促进台湾参与的国际组织…包括评估台湾的参与是否在这些组织内部受到任何侵害。”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翻翻旧帐。二〇二三年是台湾在“参与”APEC的过程中，连续第卅年在年度“领袖会议”上“受到侵害”。如果国务院不得不在二〇二三年报告说，美国自己也是参与排挤台湾的共犯，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往回推到一九八九年，亚太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台湾—因为当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才刚发生血腥的不幸事件，而被排除在APEC创始会员名单之外。最初的十二个APEC“经济体”认为，如果中国未被邀请加入，邀请台湾入会可能会让天安门事件的凶手变得更为凶残。
91年部长级会议 中港台代表并排就座
事实上，APEC创始会员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没有引起骚动的情况下，才说服中国和台湾同时加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APEC部长级会议在南韩首尔召开，当时中国和台湾的正式邀请函，直到十一月三日才发出。然而，中国和台湾最终还是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受邀参加首尔的APEC论坛。纽约时报当时是这么说的：“在上周的会议中，中国、香港和台湾代表并排就座，这是一种难得的务实主义压倒意识形态的表现。”
他们当然并排坐着了！为什么不呢？一九八九年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原则”规定“平等尊重所有参与方的意见”，并坚持“亚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应建立在非正式协商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
而且，在一九九一年，台湾代表团充分利用了在这个新成立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十一月十二日周二，也就是会议开幕前几天，台湾经济部长萧万长安排与澳洲、马来西亚、纽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南韩的内阁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举行双边会谈。萧万长在首尔对台湾记者说，APEC论坛“是中华民国努力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个好的开始”。在十一月十四日周四的午餐会上，萧万长遇见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对外经济贸易部长李岚清两位中方官员。他“和他们打招呼并握手，但没有谈论实质性问题。”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中国外长钱其琛被问到中国是否欢迎台湾加入其他国际组织时，他的回答是：“每个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章程，亚太经合会的章程未必适用于其他组织”。
无论如何，在刚成立的头几年，APEC论坛仅限于经济和贸易议题。成立APEC的目的，是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一个“安全空间”（safe space），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中讨论工作，或许能够促进更广泛的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因此，非政治性的“亚太经济合作”赢得“一个完美的聊天借口”的绰号。
93年峰会 北京成功阻止台湾总统参与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情况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美国自愿担任APEC活动的主办国，并计划为所有APEC领袖举行首次“领袖高峰会”。七月七日，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东京首次公开提议，召开APEC会员经济体的领袖高峰会。
当时柯林顿说：“今年秋天，我们将在西雅图举办APEC部长级会议”，他将亲自主持这次会议，“以表明美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我目前正在与APEC领袖就一项提案进行磋商，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在西雅图举行一场非正式领袖会议，讨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继续消除分化我们的障碍，为我们所有的人民创造更多的机会。”柯林顿还加强语气说道：“菲律宾、台湾、南韩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迈向更开放的经济，也会满足人们对民主、自由和更开放的政治体制的渴望。”这显然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邀请，李总统也立刻予以正面回应。不过，“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政治体制”等字眼，却触动了中国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敏感神经。
柯林顿政府的国务院（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似乎没有想清楚，接下来的两到三步该怎么走。隔天，中国声称江泽民不会参加柯林顿总统的西雅图“领袖会议”，因为台湾不是“主权国家”，“无权出席”。北京的迅速回应让台北的外交部猝不及防，于七月九日向亚太经合会和美国提出抗议，重申“中华民国为一主权国家乃不争的事实”。当江主席拒绝柯林顿的邀请时，唉，这位美国总统居然就怯懦地取消了对李总统的邀请。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就在两个月前，柯林顿总统还曾威胁道，除非中国改善其人权状况，否则美国将在一年内终止与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关系。
就这样，北京成功阻止台湾总统有意义参与西雅图峰会。美国这么做，实际上是将台湾选择未来由谁代表出席所有APEC“领袖峰会”的否决权，让给了北京。不过，台湾也没有乖乖挨打：一九九三年西雅图APEC峰会更令人难忘的是，台湾提出“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让我们快转回到二〇二三年。美国今年是一九八九年以来第三次主办APEC论坛活动；它将再次面临将台湾与中国一起纳入各种闭门会议的棘手任务。
邀台湾“领袖”与会 是礼貌更是法律
根据美国极为重要的“二〇二三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有关“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几项立法授权，拜登政府有义务确保台湾参与二〇二三年APEC活动，将比以往的APEC更“有意义”。事实上，拜登总统势必会发现，阻止莫斯科的普廷（或许还有习主席）参加二〇二三年APEC领袖峰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由于APEC的创始原则规定“平等尊重所有参与方的意见”，并坚持“合作应建立在亚太经济体之间非正式协商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台湾在二〇二三年的参与，不应该比APEC其他成员经济体受到更多限制。而且，习近平先生也不应该享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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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对美国人来说，邀请一位“有意义的”台湾“领袖”参加APEC旧金山峰会不仅是礼貌，也是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