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铭 – 欧本海默的疑惑：原子弹真的非丢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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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又铭 / 思想坦克 2023 年 8 月 10 日
曾於二战期间主导「曼哈顿计画」，带领美国科学家团队开发原子弹成功的知名物理学家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奥本海默」是中译；台译过去一直以来皆为「欧本海默」），近期因为介绍他特殊生平的电影《奥本海默》上映，因此在全球又刮起了一股二战史的讨论风潮。甚至在日本，《奥本海默》的公播与否，更被公众视为「战争伤痕」或「核武唯一受害者」疮疤，而争执不休。
在英国大导诺兰（Christopher Edward Nolan）的镜头下，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到原子弹投放广岛与长崎後，在众人簇拥下的欧本海默，尽显狂喜与焦虑融为一炉的混乱与震动。面对自己亲手制造与释放了足以摧毁全人类的瓶中恶魔，眼看就要覆水难收的关不回瓶里时；平日里风度翩翩又玩世不恭的物理学家，居然只能在杜鲁门总统面前颤抖的说「感觉自己双手沾满血腥」，因此日後被杜鲁门嘲笑为「爱哭鬼科学家」（crybaby scientist）。
广岛原暴。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电影中的这个段落虽然短暂，但已尽显「现实比小说（电影）还荒谬」的本质。因为上述这些戏剧化的对白，都曾真实出现於各家回忆录或是书信集中。也就是说，相较於欧本海默的纤细与忏悔，自述「手上沾了更多血」的杜鲁门，反而一直是用一种大无畏到近乎粗暴的方式，来面对20万广岛和长崎平民丧生的质疑。根据2014年欧本海默传记《中心生活》（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作者Ray Monk的说法，杜鲁门终其一生都宣称，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不仅拯救了盟军数十万人的性命，也拯救了日本人「一亿玉碎」下可能的更多死伤。
两次核爆恫吓的对象是苏联而非日本
在过去中文世界的历史书写里，我们认知中的美国面对太平洋战争时，并没有考虑到苏联。因为在1945年，时任美国总统小罗斯福4月去世後，他的副手杜鲁门即位；5月初，希特勒死讯公布後没多久，德国就投降了。对当时的美国人而言，虽然德国是比日本强大许多的敌人，更因为欧洲文化与美国的亲近性，所以美军多数的力量都投放在欧洲战场。当欧战5月结束时，美国人才发现，虽然在西太平洋小岛与海空作战上，美军已在几次关键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大东亚共荣圈已经江河日下；跳岛作战也从澳洲开始一路推进至琉球，对日本本土的空袭行动也在着手进行。
而一般咸信，惨烈的冲绳岛战役、双方高强度的死伤吓到了美国人，所以杜鲁门在舆论压力下，必须用一个具压倒性力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击溃日本人的反抗意志。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电影《奥本海默》所参考的另一本欧本海默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或甚至电影本身，我们都可以发现，对日使用核武所针对的从来不是日本，而是苏联。
1964年，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博士生的历史学家Gar Alperovitz，利用了新公开的政府档案以及二战时期末期时任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的日记与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的书信，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以《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The Use of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merican Confrontation with Soviet Power）之名发布於世。
书中经过缜密的资料蒐集与分析後认为，杜鲁门决策团队轰炸广岛跟长崎的决定，是建立在一个以「原子外交」为途径，迈向世界霸权的思维逻辑之上，而非甚麽人道主义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对美国而言，德国战败後，日本投降只是迟早的事情。综观全球唯一剩下足以匹敌的对手就是苏联。所以20万原爆丧生者，不外乎是美国震慑苏联的祭品；目的是为美国主导战後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足够的筹码。
1995年，Alperovitz在终战50周年之际延续《核子外交》的基础，发表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和美国神话的架构》（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一书。这部终战50年後的新作，除了爬梳美国陆续解密的二战档案，也纳入了战争时期英美军事高层互动的相关文件。其中包含时任战争部长史汀生、欧陆盟军统帅马歇尔（後任国务卿），以及接任马歇尔成为统帅的艾森豪（後任美国总统），他们都认为日本虽然会晚於德国投降，但或许只要在无人区展示核武的威力，日本民心士气就会崩盘，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用原爆牺牲大量的日本平民。
打开原爆决策的黑盒子
因为早在杜鲁门於1945年4月继任成为美国总统，并且第一次听取报告才知道「曼哈顿计画」正在发展核武时，律师出生并且担任多位美国总统顾问与战後世界银行行长的外交建制派大老John J. McCloy，就曾向杜鲁门汇报国安局特工来自日本枢机的情报。当时华盛顿领导层对东京的了解是，日本追求的是保有天皇和宪法（国体）的投降，而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因为後者等於放弃既有的秩序与纪律，会让日本在物质上与心理上双重溃败、永无翻身之日。
面对这条情报，《美国普罗米修斯》根据时任杜鲁门海军参谋长William Daniel Leahy的日记，归纳出了当时华盛顿领导层对这个情报的分歧态度。至少在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体」核试成功前，内阁里就有各种声音。除了「是否要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外，也有「是否要请求苏联开辟远东战场夹击日本」的讨论。
至於三位一体成功後，究竟是要展示核爆的威力威胁日本即可，还是要直接用原子弹攻击日本本土，这也有大量的争论。而在这个阶段，除了前述反对以核武攻击日本本土平民的史汀生、马歇尔、艾森豪外，杜鲁门本人也曾表示，其实日本人已经很接近投降，无论是否纳入苏联的力量或是对日使用原子弹，这些都未有定数。
但时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伯恩斯（James F. Byrnes）独排众议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这位曾任州长与大 法 官、更是杜鲁门密友的国务卿认为，原子弹的出现给了美国另一个选项，就是在苏联介入对日事务之前（原订8月15日苏联对日宣战前），直接用压倒性的力量结束战争。如此一来，掌握日德的美国，将成为战後世界权力格局安排的唯一意志。最後，杜鲁门改弦易辙采纳了伯恩斯的看法。不仅在波茨坦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甚至也只隐晦的对史达林透露，美国有了一种终极的毁灭性武器，而没有向苏联坦承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的相关资讯。（但试爆当下，科学家团队中已有苏联间谍，所以史达林心中应多少有底）
普罗米修斯的自缚
上述这些决策流程，对当时在新墨西哥沙漠中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欧本海默而言，是他毫不知情的权力政治内幕。因为欧本海默一直得到的讯息是，三位一体成功後，杜鲁门会把这个讯息开诚布公的通报全世界，就算是公开在任何一个无人地带再展演一次也行。重点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核爆的毁灭性，希望这个人工制造的终极怪物，可以促成全人类共同团结面对，让二战成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是基於这个理想，他才投入这场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直接毁灭世界的豪赌之中；并且，顶着第一次核试可能失败的压力，硬是赶在波茨坦（7月26日）之前完成了三位一体（7月16日）。
所以，就算美国已对日本投放原子弹一次、两次；至少为了终结战争，还能说是必要之恶。但对全世界公开核武相关资讯，并且以全球性的力量进行监管，这是三位一体成功後，由相关科学家所组成临时委员会的共同决议；但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听从这些专家的意见，而是把原子弹的相关数据当作机密与称霸世界的武器。如此看来，在「权力政治」面前，「专家政治」显得不堪一击；在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面前，世界政府的理想主义也只能摔得粉碎。（这也让战後的欧本海默对政府官员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间接造成麦卡锡主义清算下，欧本海默的沉寂）
面对华盛顿的盘算，莫斯科显然也不是吃素的。杜鲁门原来认定史达林8月15对日宣战前，日本就已经因为原子弹对美投降，苏联没办法在远东捞到任何好处；但在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的两次原爆间，史达林抓紧了8月8日对日宣战。并且以恪遵同年2月史达林对小罗斯福的《雅尔达密约》承诺为由，攻击遍布满蒙的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与日本北方库页岛（也才有後续的中共与北韩崛起）。对当时的日本政府而言，正是这个苏联的宣战讯息，才是压死骆驼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不是20万广岛与长崎的丧生者。
因为从1945年4月开始，美军已经连续两个月空袭日本本土（也包含台湾）。就连东京本身也是一片断垣残壁的情况下，两颗原子弹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也只是一场「比较大的空袭」。所以日本纵使是有被原爆吓到，心理上也接受了美国人有弹指摧毁一个城市的能力；但真正让日本决定投降的，其实是苏联闪电式的对日宣战与攻击。这不仅让东京本来希望透过莫斯科与华盛顿求和的理想落空。其中，更让天皇害怕的是，美国虽然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看起来还是有协商的空间（事後证明确实如此，麦克阿瑟虽然给了日本新宪法，但没有取消天皇）；但苏联的反帝立场与天皇的反共立场水火不容，天皇也怕自己是共产党镰刀下，接着沙皇掉落的另一顶王冠。所以最後，天皇选择向美国投降。
但无论是美国或苏联，取得「新火」的普罗米修斯们，从此走上了军备竞赛的自缚之路。根据《美国普罗米修斯》对陆续解密的二战时期档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苏双方对彼此的恐惧催化了杜鲁门，也催化了史达林。在这里，无论是三位一体或瓶中恶魔，人们对彼此的恐惧远高於对核武的恐惧。这使得以资讯共享为基础的核不扩散与军备控制难上加难。对彼此的恐惧牵动了美国认为核武可以击倒日本、震慑苏联；牵动了苏联持续向远东与东欧推进，希望透过足够的「缓冲国」增加核打击下生存的机率。
没有谁发动了冷战：大家都是在黑中摸索
但要说杜鲁门或他的团队是甚麽「反共十字军」，那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纽约时报》曾刊登1941年纳粹进攻苏联的第二天，时任参议员杜鲁门所发表的短讲。根据他的说法，无论是纳粹还是苏联，只要有哪方开始占优势，美国就应该帮助另一边劣势的一方。就算我们多讨厌希特勒，也要让他们彼此「大开杀戒」相互毁灭。由此就可以看出杜鲁门「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的一面。
另一方面，叙述杜鲁门担任总统期间其人其事的《杜鲁门的审判：一个凡人的非凡总统任期》（The Trials of Harry S. Truman: The Extraordinary Presidency of an Ordinary Man）也提到，杜鲁门对发动全面围堵苏联战略其实是有犹豫的。他不仅认为国务院相关对抗苏联的思想过於偏激，甚至在邱吉尔发动「铁幕」演说时，杜鲁门也出来缓颊说「这不代表美国的立场」，希望史达林不要把邱吉尔的话解释为「向苏联发出战争召唤」。
杜鲁门的团队与他本人之所以在对苏态度上这麽有弹性，甚至可以说是反反覆覆，或许可以从他团队的组成或个人的经历略知一二。基本上，杜鲁门本人无论是担任副总统或总统，都是接二连三的意外。这些意外来的太快，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筹组班底。但也因为如此，他的团队没有小圈子的情况下，反而五湖四海尽纳一时才俊。其中有律师、有外交官、有军人，各种思想激荡都会出现。更重要的是，杜鲁门本身出生「平凡」，是最後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总统。在从政以前，甚至种过田、开过服装店（还倒了）。他是从地方政治一步步历练上来的非华府菁英。
这种经历虽让他缺乏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在地方派系中打滚多年的政治本能，让杜鲁门在面对诡谲的国际风云时，总可以不带成见的将每个变局，视为新开的一局（杜鲁门酷爱扑克，所以才会把「鹿角刀（责任）止於此」（The Buck Stops Here）这个牌桌上的术语，作为自己的格言）。所以杜鲁门这个经常被嘲讽为乡巴佬、靠地方派系当选的政客，在面对史达林（Joseph Stalin）时，经常称他为乔叔（Uncle Joe）。因为在地方政治打滚多年的杜鲁门，真心把史达林视为另一个派系的首领，就住在铁道的另一边，可联合、可对抗、可诱之以利、可动之以情，而非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敌人。
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观看「究竟是谁开启冷战」或「谁要为核武军备竞赛负责」这种老问题时，或许该做的不是执着於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就像《纽约客》对《杜鲁门的审判》一书所描述，史达林、杜鲁门或邱吉尔都不是甚麽罪魁祸首。因为在历史的黑暗中，他们也只能伸手不见五指的摸索前进。其中，无情的权力计算或许人人尽心尽力，但有时真正发挥作用的，反而只是每个人的政治本能和想像力而已。欧本海默或许有超越时代的智慧，但却没有看透时代的眼力。这不只是他的局限，也经常是我们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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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束发以来，粗览群书，独好屠龙之术，遂专治之，至今十余载矣。从师於南北东西，耗费虽不至千金，亦百金有余。恨未得窥堂奥，辄无所施其巧。由是转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与旧亲故共赏，击节而歌，适足以举觞称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