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财政部长Nicola Willis今天表示，由于去年对紧急住房政策进行改革，政府在此领域节省了超出预期的10亿纽币。
这一节省资金将被重新分配在将于5月22日公布的2025年预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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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实现目标：紧急住房户数锐减超80%
去年，新西兰联合政府上台后设定目标，要在2030年前将紧急住房中的家庭数量从2023年12月的水平减少75%。
然而，这一目标已在一年内提前实现：使用紧急住房的家庭从2023年12月的3141户锐减至591户。
这一显著进展预计将在未来四年节省10.26亿纽币运营支出。
财政部原先预测，相关政策将在四年内节省3.5亿纽币，如今修正后的总节省达到13.5亿纽币。
今天，Nicola Willis援引前财政部长Bill English的说法，将紧急住房形容为“财政与道德的双重失败”。
她表示，“政府按天为低劣住房付费，不仅财政上难以持续，还使许多有孩家庭处于极度脆弱的生活环境中，这是道德上的失败。”
她指出，2024年预算中的投资与紧急住房资格标准的调整，使更多家庭较预期更早脱离了紧急住房。
其中最关键的改革是“优先一号快速通道”政策：在紧急住房中居住超过12周、有子女的家庭可优先进入公屋候补名单，获得长期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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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住房政策催生巨大牟利空间
新西兰的紧急住房政策（Emergency Housing Policy），主要是为无家可归者或处于住房危机中的人提供短期住宿援助，其形成与演变与住房危机日益加剧密切相关。
2016年，国家党政府设立了Emergency Housing Special Needs Grant（特别需要补助），允许社会发展部（MSD）为无家可归者支付旅馆或汽车旅馆等临时住宿费用。
2017–2023年，工党政府借住房危机加剧，扩大政策规模。
政府支出快速上升，用于紧急住房的年支出从数千万上升至每年约3.4亿纽币。
大量无家可归者被安置在汽车旅馆（motels）中，一些人一住就是数月甚至更久，消耗掉大量投入。
看到这一政策如此有利可图，一些手上有房的人纷纷加入，在这个政策的扶持下发了财。正可谓：有人买了房，再开旅馆门，不等客人来，补贴滚滚赚得狠。前台挂块牌：“政府专供房”，左手租出爱心屋，右手进账笑开腔。
案例一：奥克兰业主领2200万政府补助
奥克兰业主Suresh和Seema Chatly拥有多家汽车旅馆，包括位于Parnell的City Garden Lodge（背包客旅馆）。
从2017年至2022年，Suresh和Seema Chatly通过其经营的旅馆，共获得政府紧急住房补助2,239.6万纽币。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旅游业受创，Chatly夫妇将旗下物业转为政府资助的紧急住房，为无家可归者或其他需要短期住宿的人提供住所。
直到City Garden Lodge背包客旅馆于2024年4月7日发生火灾，引发公众和媒体关注，认为这简直是“暴利”，内幕曝光后引发公愤。
经媒体深入调查，挖掘出City Garden Lodge的业主通过紧急住房计划获取巨额政府补助的细节。
Chatly夫妇的补助金额排名第三，仅次于Roger Nolan和Jinhua Ou（6000万纽币）及Guozhong Ou（3000多万纽币）。
2022年紧急住房计划总成本高达8.81亿纽币，引发公众对资金使用效率的质疑。
又有道：旅馆一开门，房间全出租，谁来住？政府说：无家可归住一住！一晚一百九，住满七天数，不是游客来过夜，是纳税人在付出。
案例二：一家小旅馆可以领1600万
位于汉密尔顿市中心的Anglesea Motel & Conference Centre，在2017年至2022年间共获得超过1620万纽币的政府紧急住房补贴，成为全国获得补助最多的单一物业之一。
这家旅馆由Roger Nolan与其妻子Jinhua Ou共同拥有，他们名下13处物业，共获得了6000万纽币的紧急住房补助。
在新冠疫情期间，旅馆转型为政府资助的紧急住房接待点，主要安置无家可归者或面临住房危机的家庭。
根据MSD的运作方式，补助金是按入住夜数发放，一般一卧室单位每晚补助标准在165至195纽币之间，按每七晚为一个周期计费。
由于Anglesea Motel地理位置优越、房间数量充足、且长期保持高入住率，在疫情高峰期成为区域内紧急住房的关键接待点，也因此获得了巨额政府资助。
部分声音批评旅馆安置条件有限，甚至有安全隐患，但业主强调，他们是在“非常时期承担社会责任”，希望外界理解其中的艰难权衡。
03
社会沉沦中的“旅馆一代”
本来，在国家党治理期间，紧急住房政策强调的“紧急性”“临时性”。
不过，经过Ardern政府的治理，加上疫情期间的原因，紧急住房政策变成了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最终难以负担。
加上紧急住房比起公屋更难以管理，各种纰漏层出不穷，甚至产生了“旅馆一代”这种社会底层。
许多Motel（旅馆）条件有限，空间狭隘，一般情况都是许多人挤在一间房内，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屋内环境脏乱不堪。
该计划实施以来已经有许多声音指出，经营者从中牟取大额利润时往往也会让这些紧急住房变得鱼龙混杂，乱七八糟。
住在“旅馆”内不但生活不便，而且还会遭到“白眼”。
Kristina Reid就是一名Motel Generation（旅馆一代），她与她的4个女儿一同住在一间“旅馆”内。
Reid曾在汽车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状态与街头流浪者无异。
在她38岁的时候，她被安排进了罗托鲁瓦的一个紧急住房内。
这个紧急住房位于罗托鲁瓦Fenton Street，该地区曾是旅游胜地，旅馆分布密集，后来已经变成了一片紧急住房区，其中有9,000人居住在这里，包括4,100名儿童。
Reid说，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感到“物质上的匮乏、心灵上的羞耻”。
“我经常在清晨购物，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我放在手推车里的东西。”Reid说。
罗托鲁瓦Fenton Street是新西兰“紧急住房”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此前，罗托鲁瓦是新西兰著名的旅游城市，假期来这里度假的游客数不胜数，所以这里的旅馆分布密集、数量多。
（Fenton Street疫情前）
（Fenton Street疫情来临之后）
疫情来临之后，罗托鲁瓦地区游客数量减少，旅馆的房间都空了出来，被政府承包下来，逐渐演变成了“紧急住房”。
结果，治安事件在紧急住房区域急剧升高（2018与2021年的对比）。
疫情后三年里，罗托鲁瓦紧急住房周围的犯罪和警察出警率大幅上升。
04
斩断暴利，回归管理
去年，新西兰总理Christopher Luxon宣布要削减紧急住房住户人数75%，恢复2018年水平（约775户）。
同时优先发展公屋，让这些人尽可能有一个长期安置。
从今天的官宣看，效果还是可以的。
数据显示，离开紧急住房的家庭中，29%进入了公屋、26%进入过渡性住房，27%则进入政府支持的私人租赁或其他安排。
但仍有18%的人去向不明——社会发展部（MSD）表示这些人未申报住址，部分可能是投靠亲友，但也不排除有人流落街头或露宿车中。
财政部长Nicola Willis今天表示，“社会投资的核心，不是对痛苦状况撒钱，而是对真正能够改善人生轨迹的干预进行投入。”
此次做法已应用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今年的预算中还将推出数项以“前期投入、后期节省”为核心的新政策。
至于其他政策细节，Nicola Willis并未透露，仅回应一句：“等预算公布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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