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新一轮教育拨款削减计划浮出水面，超8亿澳元的私校经费缩减方案，将在2029年落地实施。
一边是私校学费年涨幅跑赢通胀两倍，一边是联邦政府计划砍掉超8亿澳元拨款。这笔“进退两难”的账，最终可能还是要落到家长肩上。
01
大规模拨款削减落地，多所知名私校损失惨重
根据披露的政府规划，联邦政府将在2026至2028年持续削减非公立学校教育拨款，整体削减规模突破8亿澳元，诸多澳洲热门私校、教会学校将在2029年前面临大额经费缩水。
其中，华人聚居区Burwood的顶尖女校MLC School受影响最为突出，累计拨款削减额度高达700万澳元，办学资金压力陡增。
除MLC School外，悉尼St Augustine’s College将被削减570万澳元联邦拨款。新州大型教育机构Anglican Schools Corporation下辖18所中小学，包含St Luke’s Grammar、Rouse Hill Anglican College等热门院校，整体将面临1400万澳元的经费缩减。
澳洲天主教学校体系成为此次政策调整的主要受影响群体。
Independent School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Graham Catt表示，政府计划在2026年、2027年和2028年削减私立、天主教及基督教学校的拨款，并认为这“会带来非常实际的影响”。
其中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学校损失最重，高达1.2亿澳元；昆州紧随其后，被砍1.07亿；维州和南澳分别面临6300万与2300万澳元的资金缺口；塔州的天主教学校也将损失570万澳元。
庞大的教育体系面临全面的资金收缩压力。
02
连锁反应：学费恐继续上涨，家长承压
Independent School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Graham Catt指出，学校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数百万澳元的拨款变化。在家庭已经承受生活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学校可能需要在不同开支之间作出取舍，包括推迟或削减部分项目、减少教职员工，或者提高学费。
“调查显示，许多家庭为了应付学校开支，已经面临了巨大的财务压力，并普遍调整了家庭预算”
在拨款削减政策落地前，澳洲私校学费早已进入持续上涨通道。目前全澳私立学校学费年均涨幅维持在5%至7%，这一增速是澳洲通胀率的两倍以上，长期超出居民收入与物价增长水平。
数据显示，2026年澳洲家庭就读私立中学的年均支出差距极大，普通家庭年均学费开销约1.1万澳元，而高端私校年度学费最高可达5.5万澳元。
逐年走高的学费，已经让大量中产家庭不堪重负，不少家庭被迫调整整体收支预算，压缩日常开支以承担子女教育成本，如果学校进一步通过学费来填补资金缺口，家长可能需要承担更多费用。
03拨款削减引发各方争论
面对拨款调整，Catt表示，Independent Schools Australia“支持以需求为基础的拨款，以及已经达成共识的过渡方案”。
他同时强调：“我们并不主张任何学校永远高于其学校资源标准。我们争取的是稳定拨款，不在已有削减之外再增加新的削减，也希望停止用少数仍处于过渡阶段学校的误导性说法，去贬低整个私立教育行业。”
围绕学校拨款问题，澳洲政界和教育界的意见并不一致。
联邦影子教育部长Julian Leeser认为，私校“大幅减轻了联邦和州政府的预算负担”，不应被污名化。
但绿党参议员Penny Allman-Payne针锋相对地指出，私校在收取高额学费之外还“赚取数十亿澳元”，而公校教师却要“自掏腰包买课堂用品。
Allman-Payne还表示，除首都领地之外的所有公校，未来十年仍将面临拨款不足的问题。
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联邦主席Correna Haythorpe同样认为，澳洲目前的教育拨款体系是经合组织（OECD）中“不平等程度最高的体系之一”。
她举例，部分私立学校拥有豪华配套设施，甚至堪比“城堡”的校园建设，而大量公立学校连空调、完好厕所等基础教学设施都需要数年等待才能完成更新，教育资源两极分化问题愈发严峻。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私校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比公校高出380亿澳元。仅2023年一年，这个差距就达到54亿澳元。
面对外界争议与经费削减压力，National Catholic Education Commission作出回应，称旗下学校已提前针对拨款变动制定调整规划，单纯的拨款削减数字无法体现办学的真实困境。
该机构表示：“我们的2027年的预算仍在制定中，真正的问题在于，拨款是否跟得上不断上涨的成本，包括员工工资、学生福祉、合规和资源配置。”
这也意味着，对于学校来说，政府拨款只是整个财务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员工薪资、学生福利、合规要求以及日常资源投入等成本持续变化，同样会影响学校最终的预算安排。
写在最后
对私校家长而言，拨款减少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学费和更重的家庭负担；而在公校资源本就紧张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对私校的公共投入，也难免引发公平性质疑。
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私校通过涨学费转嫁成本，部分中产家庭可能因此被迫放弃私校，转向公校。如此一来，公校的生源和资源压力反而可能进一步增加。
对于澳洲教育体系而言，如何在财政减负、保障私校办学质量、平衡公立教育资源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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