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永远比AI生成的多一点
时间并不总是以同样的速度向前。1982年的奇幻小说《预言傀儡》中有一句有力的预言：“几个世纪可能什么也没有发生，而短短几年间发生的事，却足以让世界从此不同。”我们大概正身处在这样一个时间浓度极高的时刻。
关于AI，尤其如此。去年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今年，已经很难再让人惊讶。AI不再只是处理信息的工具，它本身也在生产我们看到的世界。文字、照片、音乐、视频可以生成，设计、研究甚至城市规划也开始有AI参与。
创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几分钟内就可以拥有相当完整的面貌。而当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轻易”地生成一个世界，还有什么是“不能轻易”得到的？所以我们想在“创造”后面，加上“真实”两个字。
今年三联人文城市季以“创造真实”为主题。与其急着给“真实”下定义、忙着区分AI和“手搓”的真与假，我们更想回到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里。很多时候，那些没有被看见的问题、没有被预料的需要，以及一次创造之后继续发生的事情，反而让我们更接近真实。
“创造真实”，从重新认识我们已经身处其中的世界开始。
01.
总有人在这个“假完美”的世界里“挑毛病”
张屹出门的时候，身上常常带着一把卷尺。
到了无障碍卫生间，他会先量扶手。按照规范，坐便器旁的扶手离地应该是900毫米，有一次，他量到980毫米。80毫米，站着看几乎察觉不到，真正坐下来伸手去够，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也会把轮椅往洗手池下面探，看看膝盖有没有地方放。坐电梯的时候，会留意从门打开到重新关上究竟有几秒。更多时候其实用不上卷尺。坐着轮椅在城市里走一遍，很多问题自己就冒出来了。
张屹是一名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也是一名二级肢体残疾人。两岁时感染小儿麻痹症，此后双腿残疾，日常依靠轮椅出行。这让他拥有一个很少见的双重视角。
工作的时候，他是画图纸的人。坡道应该多宽，扶手应该多高，通道留出多少距离，这些数字他再熟悉不过。出了门，他坐上轮椅，又成了图纸里的那个“人”。
研究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康奈尔大学学者史蒂文·杰克逊提出过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叫“破损世界思维”（broken world thinking）。他觉得，我们太习惯关注一个新东西如何被设计、被发明，却很少继续追问：等它真的被人用起来以后呢？
杰克逊更关心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怎样在使用中暴露问题，又怎样被一次次修理和调整。十五年前，很少有人会在设计一条街道时考虑充电桩和共享单车停在哪里，而今天这些已经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问题。设施不变，使用它的人和生活方式却一直在变。
坐上轮椅之后，一段路是否平坦、一处入口是否好进，便有了不同的衡量尺度
图片来源：pexels
这样看来，张屹做的事，某种程度上很像对无数这样“既存之物”的漫长使用测试。2023年，他开始把自己的无障碍测评拍成视频，账号就叫“无障碍砖家”。他带着卷尺、量角器和便携相机，自己开车，把电动轮椅放进后备厢，去商场、公园、地铁站，一处一处试。
哪怕有些地方看起来已经解决了问题，但张屹在实测中还是会发现，比如修好的坡道，个人几乎无法把自己推轮椅推上去；两段人行道已经经过“周到”考虑而连在一起，但中间一道高差，对张屹来说就又是一次都手臂力量的“大考”。
也不是只有坐上轮椅，那些原本看不见的问题才会冒出来。2026年，成都兴蓉社区做老年友好改造时，工作人员去问附近老人，平时出门到底哪里最麻烦。答案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老人反复说起同一件事：公交站牌上的字太小，看不清。线路明明就写在那里，年轻人站在一两米外扫一眼就能找到，对一些老人来说，却要凑得很近，眯着眼睛一点点辨认。
后来，社区给公交站牌装上了一块可以推拉的放大镜。要看哪一行，就把镜片移过去。改动小得几乎有点笨拙，却也因此很说明问题：站牌没有坏，线路信息也没有错，甚至按照通常的标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功能。只是直到一个视力衰退的人真正站到它面前，“看不清”才成为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兴蓉社区公交站牌装上放大镜后，老年人乘车更加方便
图片来源：小红书博主@风车车观察
一个看起来运行良好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没有问题。很多真实，恰恰藏在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被忽略的需要、不够顺利的使用，以及只有某些人真正走到这里，才会遭遇的困难。它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例外，本来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我们的世界，有一些知识总是来得很晚。它们要等一个人真的走过去、坐下来、伸出手，才会出现。建筑会竣工，生活不会，使用它的人，总会继续改写它。
02.
当每一个使用者，也成为生产者
做出改变有时候只需要6.5平方米。
上海番禺路233号的人行道边，有一间很小的房子。临街一面是玻璃，晚上亮着灯，现在路过，很容易把它看成一家迷你画廊。碰上展览人多，观众还会一直站到屋外。
广告从业者李然曾经在这里办过一场“飞鸟集”。他喜欢鸟，也拍照、画画，收集各种和鸟有关的小东西。展览的时候，照片、绘画、徽章和羽毛书签挤满这6.5平方米。爱鸟的人来了，附近的老人和孩子也会进来看，还有人干脆把自己养的鹦鹉带到了展览里。6天时间，来了2000多人。
二十多年前，这间小屋可不是为了办展览留下的。它原本是一座马路边的公用电话间。手机普及以后，电话渐渐没人打了，固定在街边的房子却还在。2019年，幸福居民区开始重新使用这里。附近居民需要一些离家近的服务，量血压、理发、贴耳穴、医疗咨询便陆续搬了进来，它也有了“一米集市”这个名字。
再过几年，又有人想办展览、做手工和文艺交流。2025年，“空间觉醒实验室”进入这里，原有结构基本没动，只增加了灯光、可移动展墙和陈列系统，普通人也可以申请使用。
上海番禺路233号的“一米集市”
图片来源：上海长宁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在研究公共服务时，注意到一个问题：我们习惯把公共服务想成一种“提供”——政府建好公园，居民来使用；机构提供服务，人们来接受。可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公共事务其实不是这样运转的。
一项服务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不只取决于提供它的人，也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怎样参与。居民不再只是站在最后一环，评价“好不好用”，而是可以更早地进入其中：提出需要，一起讨论，参与决定，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维护和运营。奥斯特罗姆等人把这种关系称为“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居民并不只是在末端“接受”服务，他们的需求、行动和协作，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面的“共同”很重要。办一个小展览，还是一个人的愿望。如果一个社区里几千个人都想去改变的话，谁的需要更重要？有限的空间应该先放进什么？成都R29面对的正是这样一道题。
R29商业中心一期2017年开街。几年下来，周围住进越来越多人，有商品住宅，有安置小区，也有来到成都工作生活的年轻人。有人想唱歌跳舞，附近找不到地方；有人想健身，又觉得商业健身房太贵；有人希望下班以后能在家附近吃顿便宜的饭。买菜、理发、缝补，也都是每天会碰到的小事。
R29社区生活空间的自助洗衣点，机械配合纯白的墙壁，让这里一度成为社区空间的打卡点
图片来源：成都兴城
2022年R29准备调整时，粮丰社区开始把这些散落在不同家庭里的需要往一起收。问卷发出去，工作人员入户的时候聊，社区里再开坝坝会。一个人说一句，几个月下来，收回来的意见超过一万条。这时候要做的已经不只是“听取意见”。一万多条意见不可能一条一条照办，它们要被放在一起讨论、筛选，再和空间、运营、成本碰到一起。
后来R29给出的办法很简单：“缺什么、补什么”。菜场进来了，社区食堂开起来了。“10元理发”、缝补修理、共享健身房、自习室，以及儿童和老人服务，也一点点进入原来的商业空间。改造以后，居民评价继续保留下来：哪家店合不合适，空间好不好用，最近又缺了什么，仍然可以继续提。规划、运营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没有单独决定R29最后变成什么。
这大概也是“共同生产”里真正有意思的部分：城市不再只有提供者和使用者。当他们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松动，城市里的“我”，也就有机会成为一个个“我们”。
03.
做成一件事，也改变了下一件事发生的条件
屠华斌最初并没有打算“改造一座村庄”。2023年，他在上海奉贤李窑村承包了1200亩稻田。第一年，大米卖得不算好。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里，他把稻田旁一间存农具的小屋收拾出来，开了一家咖啡馆。想法很简单：先把人吸引过来，再让他们看看田，也认识一下这里的大米。
2024年，“无忧闲院”开门。结果人真的来了，而且来了以后，没有只喝一杯咖啡就走。有人还想吃饭，于是闲置宅基地里开出了“村李面”；其他经营者也陆续进村，做陶艺、开餐馆、做民宿。原本空着的农房和院子，跟着有了新的用途。到2025年，李窑村已经有了48家餐饮、民宿、手作等不同业态。
创造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做成了一件事，也顺手改变了下一件事发生的条件。
在新疆，这件事从一座社区花园开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刘悦来在援疆期间发起“花开乌市”。当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一些公共绿地建成以后，基层没有足够的人手和预算长期照料；另一边，一些返疆和在地青年想参与社区事务，又缺少一个可以长期做事的平台。
刘悦来把这两件事接到了一起。青年志愿者进入社区，从街巷里很小的地方做起，和居民一起种花、改造和照料绿地。谁愿意参与、种什么、以后怎么管，也尽量让住在附近的人加入。花园建好以后，并没有完全交给专门的管护人员，居民仍然参与日常照料。
王冰莹最初也是这些志愿者中的一个。做的地方多了，原本因为一次活动聚在一起的人没有散掉。王冰莹和其他年轻人后来成立了本土自组织“乌龟营造”，把松散的志愿活动变成持续的社区营造。这个团队后来不仅能够自主运营，也开始有了独立创收的能力。
花园建好以后，居民仍然参与日常照料，图中，小朋友正跟着当地老人学种花
图片来源：乌龟营造
到了2024年，“花开乌市”又走向“花开新疆”。首届新疆社区花园竞赛吸引5500多名学生和居民参与，落地63个社区花园；团队又与本地学会合作，把此前摸索出来的方法带到南北疆更多社区和口袋公园。最开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参与的项目，几年以后，他们自己已经可以发起项目。
这种变化其实很难出现在一张最初的成果清单里。“建成几座社区花园”可以计算，“多出一群以后还会继续做事的人”却很难计算。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后者甚至可能比前者走得更远。
“花开乌市”一开始并没有设计出一个“乌龟营造”，李窑村的咖啡馆也没有预先规划出后来48家不同的业态。一次创造真正留下来的，或许不只是它创造了什么，还有它让什么从此变得可能。
04.
还有什么是AI不能生成的？
2025年夏天，一对住在吉隆坡的老夫妻，为了坐一趟名叫“Kuak SkyRide”的缆车，开了300多公里来到马来西亚霹雳州。此前他们在网上看过这里的视频：缆车从山林上空滑过，游客排队买票，记者拿着话筒采访体验，一切都像个当红旅游景点的样子。
只是到了当地，他们才从酒店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条缆车根本不存在。视频里的缆车、游客，甚至那个一本正经做报道的记者，全部由AI生成。
这条不存在的缆车，究竟和一条真实存在的缆车差在哪里？
它缺少的并不是“逼真”，区别要从视频结束以后才开始。如果这条缆车真的存在，会有人真的坐上去，天气会在设备上留下痕迹，游客的存在会改变附近的商业业态，住在旁边的居民也会有自己的意见。
可反过来看，那条不存在的“Kuak Sky Ride”又是从哪里来的？AI并没有凭空发明“缆车”这件事。山林、车厢、售票处、记者的语气、游客面对镜头时的表情，甚至一条旅游新闻应该长什么样，它都从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世界里学习。
某种程度上，AI令人惊讶的创造能力，恰恰建立在大量已经发生过的真实之上。我们拍过的照片、写过的文字、设计过的建筑，以及无数人在现实里留下的经验，构成了它继续生成新东西的材料。
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虚拟人Joi第一次走出家门并伸手迎向雨水之后，才第一次感受到“真实”。创造真实，就是进入其中，让新的事情发生
图片来源：电影《银翼杀手2049》
关于“真实”，真正的答案藏在AI正在学习的那些东西里。
建筑学者龙瀛的团队曾经尝试让AI参与社区更新。他们让AI阅读95篇论文，也处理上万条来自居民的评论和照片，从中寻找社区里反复出现的问题；另一头，AI又去阅读大量已经建成的住宅项目，从中整理可以调用的设计方法。
这当然是一种创造，而且是一种过去很难想象的创造方式。一个人几年也未必读得完的材料，现在可以迅速被放在一起比较。那些散落在投诉平台、社交媒体和社区里的声音，也有机会被重新看见。
但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顺序。AI读到的第一条居民抱怨，仍然得先有人真的在那里生活过。道路不好走、树荫不够、设施难以使用，这些问题不是数据自己产生的。它们先被某个人经历，才成为可以被记录、分析和重新设计的经验。
AI可以重新组织这些经验，甚至从中给出过去想不到的答案。但经验本身，仍然是在现实里产生的。更重要的是，它还会继续产生。
一个方案真正落地，会遇到使用它的身体；一块材料会遇到天气；一座花园会遇到住在旁边的人。有人喜欢，有人反对，也有人把它用成设计者从没想到的样子。新的问题、新的需要，甚至下一次创造，也会从这些相遇里出现。
真实并不站在数字技术的对面。它只是永远比一个已经生成的结果，多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后来。创造真实，就是进入其中，让新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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