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达到投票年龄,但世界各地的学生正在改变政治格局。
在法国,针对公立学校资金不足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持续数周的暴力骚乱,并引发欧洲各地更大范围的青年主导示威活动。
在塞尔维亚,学生们骑自行车穿越欧洲大陆,并参加超级马拉松,以引起外界对一场政治运动的关注。这场运动最终结束了该国政府长达14年的执政。
在巴西,数百万年轻人通过网络动员,帮助阻止极右翼势力在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重新掌权。
如今,澳大利亚学生也开始走上街头表达不满。研究人员表示,Z世代——目前年龄在14至29岁之间的人群——正在经历一轮政治行动主义的“复兴”。
周四下午,澳大利亚多个城市预计将有学生走出教室,抗议Pauline Hanson领导的One Nation党及其政策。
对于18岁的维州学生Odessa Bishop-McMurray来说,此次行动是为了反对她所认为的澳大利亚极右翼政治“正常化”趋势。
她表示:“Pauline Hanson正在威胁移民、女性和跨性别者的权利……高中生有责任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
“我们希望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治在社会中彻底失去合法性。”
Odessa是组织此次罢课行动的团体之一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s的成员。
她表示,住房负担能力不足、就业不稳定、气候变化【相关阅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生活成本以及加沙冲突,也是推动学生参与动员的议题。
“作为一名年轻人,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我们所面对的未来极其严峻。
“与此同时,政客们却将化石燃料公司和利润置于地球宜居性之上。”
此次11月的行动,是继8月类似学生罢课活动之后的又一次抗议。Odessa估计,当时全澳各地约有15,000人参与。
组织者希望借鉴海外学生运动的势头。法国和塞尔维亚抗议活动的视频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
他们预计,今天的行动参与人数将超过8月,但最终规模仍有待观察。
16岁的David Ye也是参与组织罢课行动的学生之一。他表示,海外学生主导的运动为他们提供了灵感。
他说:“每次法国抗议活动出现在新闻中,都会给我们团体带来希望的冲击,让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壮大,也能够取得胜利。”
David表示,学生们也正在将改善学习条件的诉求,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更广泛的不平等问题联系起来。
他说:“学生们能够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主动参与相关斗争,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年轻人完全有能力进行批判性思考、参与政治并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因为归根结底,那就是我们的未来。”
One Nation党办公室已被联系,要求对此事发表评论。
一场“全球政治觉醒”
在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年轻抗议者表达的不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巴黎,学生抗议者Hippolyte Barbry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对现有政治格局感到失望。
他说:“我们确实看到了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捍卫民主和人民主权方面,面对的可能是威权主义,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统治精英阶层。”
“人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增长……有时我甚至会想,这种情况是否会蔓延到更多国家。”
与哈佛大学有关联的研究人员Erica Chenoweth和Matthew Cebul,也注意到了全球青年主导运动中类似的趋势。
他们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Z世代可能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觉醒。”
他们认为,经济不稳定、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年轻一代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是近期Z世代主导抗议浪潮背后的共同因素。
但他们指出,腐败和贪婪往往才是更深层的不满来源。
他们写道:“年轻人对政治精英感到愤怒,因为这些人毫不掩饰地享受奢华特权带来的好处,而他们的国家却在承受苦难。”
青年主导政治行动的规模,也反映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数据中。该机构记录显示,2024年发生了17场由年轻人领导的重大反政府抗议活动,2025年则有12场。
在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年轻人中,41%的人曾在过去五年表达过对政府行为的看法。在这一群体中,31%的人表示自己曾参加抗议或示威活动。
然而,只有11%的澳大利亚年轻人认为,自己能够对政府决策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青年与教育社会学家Eve Mayes表示,目前的这轮“复兴”建立在更长期的青年行动主义历史之上,其中包括2018年和2019年席卷全球的学生气候罢课运动。
但她指出,近期青年行动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年轻人正在将过去可能被视为彼此独立的不同斗争联系起来。
她说:“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和线上表达自己,并利用数字影响力网络将不同议题联系起来。”
Hippolyte在了解到澳大利亚计划举行的罢课行动后表示,他看到了澳大利亚与法国运动之间的相似之处。
他说:“显然,澳大利亚年轻人坚决拒绝让一个推动歧视政策的政党掌权。”
“仅凭这一点,就值得向他们表示祝贺。”
年轻人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怀疑”正在增加
Mayes博士表示,社交媒体能够形成早期研究人员所描述的“地下愤怒与希望网络”,让拥有共同关切的人们找到彼此,并建立联系。
但她表示,年轻的活动人士也越来越意识到,科技公司有能力影响他们看到的信息,以及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她说:“人们对大型科技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开始表现出更多怀疑和批判性关注。”
一些组织活动甚至可能正在远离数字平台,转向“技术含量更低的组织方式”,包括街头抗议。
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拥有统一的政治观点。
Mayes博士提醒,不应将Z世代视为一个同质化群体,并指出,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正在影响年轻人的观点。
她说:“有些年轻人可能正在接触那些通过算法将他们引向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解释的内容。”
她表示,一些年轻人将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视为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理由,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受到某些观点吸引,将问题归咎于移民或其他边缘化群体。
David表示,他在自己的同龄人中也看到了这种分化。
他说:“即使在学生群体内部,情况也相当不均衡。”
“例如,男性圈层(manosphere)的兴起,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受到极右翼政治影响,已经明显渗透到许多同龄人的思想中。”
对于David来说,这种影响令人担忧,但也进一步坚定了他认为年轻人需要组织起来、挑战这些观念的信念。
对于Hippolyte而言,争取集体权利的过程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他说:“通过这场运动,年轻人正在学习如何组织自己,而这至关重要。”
而对于Odessa来说,最终目标则更加宏大。
她说:“我们想要一个新世界。我们希望未来对我们来说能够变得更好,而我们将亲手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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