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学者的悲惨命运（八）死于费孝通怀中的人类学巨匠潘光旦
来源： 希望之声电台
人类学巨匠潘光旦
潘光旦，字仲昂，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民族学的知名学者，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他涉及学科领域之广，对中西文化造诣之深，能够贯通中西、古今、文理等学科。1957年被以“破坏民族关系”等罪名打成右派。1967年5月病重，得不到医治,死于学生费孝通怀中。
潘光旦先生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留学美国。1926年潘光旦学成回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成为该校的核心和骨干之一。1934年至1952年间，潘光旦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社会学教授达19年，讲授优生学、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人才论等课程。他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价值，他主张社会学要“人化”，要多关注人性的问题，才能避免个人成为社会的奴隶。由于他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过人的天资，使他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自如。他提出的“人文史观”，“新人文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潘光旦研究自然科学，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颇有研究。潘光旦认为中国近代教育中的德、智、体划分是十分牵强的，不能涵盖“健全的、完整的人”全部内容，在教授方式上绝对划分也是不可取的。他在考察欧美教育时，发现西方社会的教育旨趣包涵了健康、财富、道德和宗教、以及美的欣赏、知识的探求、政治和人的交际等。潘光旦将其归纳为德、智、体、群、美、富六个方面。
作为社会学家，在他看来，中国古老文化有若干价值，家族制度和科举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优生价值。他提倡对中国固有的文化选择性吸收，暨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能够坚持民族本位，有所融合创造。潘光旦对中国文化有重新阐释之功，他的“人文史观”，是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因素之大成。
潘光旦受儒家的《中庸》中受到启示，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领悟甚多。他认为，人的欲望感情表达出来时，要有节制，不要走极端，态度和行为要平和。人做到“中和”，则天与地就各安其位了；那么万物就会在自然环境中生长发育了。这种顺其自然的中庸之道，是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与中共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是格格不入的。
潘光旦的学生张祖道回忆：1953年，潘先生着文提出“土家不是瑶、苗、汉，而是历史悠久的单一民族”。1956年的五、六月份，他到湖南吉首、龙山、永顺、凤凰、保靖、古丈等地进行考察，向中央呈送《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刘少奇批示责成国家民委组成中央土家识别调查小组，进行土家民族识别调查。同年8月，潘先生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两个月后中央允许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并于1957年1月，由统战部发出文件，予以确立。可是，当年的反右斗争中，潘光旦被定为“右派分子”，主要“罪名”竟是“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成了他“右派”的罪证。
“文革”中，潘光旦再遭劫难。他近万字的检讨被发表在报纸上，他的父母、亲友早年所受教育及他从事的学术研究，统统都陈列并否定。据说潘光旦共计“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勉强过关。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在清华读书时受伤截肢。1966年夏天，他经常被命令在校园拔草，他请求一个小板凳，红卫兵们不准，他只能爬着在地上除草。几个回合下来，膀胱及前列腺发炎、病情危急。
在潘光旦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得不到任何医治，甚至连一片止痛片、安眠药都求索不到。1967年6月10日晚上，无药可治的潘光旦，在其学生费孝通的怀中，慢慢的停止了呼吸。难怪费孝通先生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一代巨匠的离去，竟是如此凄惨、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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