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燕庭：李鹏追杀令助严家祺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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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为纪念六四30周年系列文章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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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6-22《明报》 |
严家祺，着名政治学者，是中国领导人取消终身制的倡议者；民运期间发起组织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点名指责时任总理李鹏倒行逆施，成为被当局点名追捕的二十三名知识分子之一，是传言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和李鹏要将他缉拿归案并处死的八九民运「主要策划人」，但他偏偏无风无浪地安然抵达广州，成为第二批被地下通道营救的民运人士，这一切，除了地下通道的通天能耐之外，他本人的广泛人脉和文革经历对他能顺利脱险，亦应记一功。
拥有较广泛人脉和熟悉中国共产党的管治思维，可说是被通缉的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之间的基本分别，因为前者早已踏足社会工作，亦熟悉中共的追查套路，懂得规避，诚如成功逃亡的另一名知识分子苏晓康所说，这是较多运领袖被捕的原因。这不无事实根据。翻查资料可见，被当局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当中十四人被捕或判刑，比率为百分之六十七；至於被点名的二十三名知识分子，则有十一人被囚禁、拘捕或判刑，比率是百分之四十八，足足比学生领袖被捕的比率少十九个百分点！
而严家祺比其他知识分子更胜一筹的是，他的广泛人脉不单止是在国内，不少更是在香港和海外，以致「不少人」要求地下通道营救他，个别人士更是在地下通道仍未架设完成、应该未被有需要人士知晓之前，便已劝说他到香港，未知提议者是否有意用「自己的方法」或其他营救渠道让他来港？可以肯定的是，严家祺因此认为，在八九年六月七日前，香港已有救人行动。
这一切，还需由这名讨厌政治但终以政治主张闻名於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的出身说起。
出理入政 建言惹祸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念理论物理的严家祺，自言因大学要求学习「反修」文章而反感政治，但却为了要弄清楚修正主义之类的政治问题而开始关注政治，毕业後更因此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解这门他一无所知的学科，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属被打垮的一派而有机会自习修正主义，政治学知识得以积累，再经参与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和毛泽东逝世，他便完全转向研究政治理论，并与政治结缘。当年确立时被视为政治改革进步、近年取消被视为倒退的国家主席任期制，便是由他在一九七九年初建议，他当时指出，最高国家领导人须有任期，以免终身制引起的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持续。建议其後获得邓小平认可而确立，而他亦因此被调往社科院，成了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其後更在总理赵紫阳领导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以他的身分和对政治的兴趣，难怪一九八九年的学运在天安门广场兴起後，他便「不由自主地卷入进去」。
他算是较早介入学运的知识分子，当年五月十七日，即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向访华的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披露「重要问题还是由(已退休的)邓小平掌舵」的同一天，他与包遵信等学者联署《五.一七宣言》，强调是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结束老人政治，促请独裁者辞职，被形容是「知识分子的讨邓檄文」；及至五月二十三日，即使作为开明改革派的赵紫阳已被夺权，他仍与包遵信、许良英等人更发起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明确要求取消戒严令、罢免李鹏和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站在要求政制改革开放一方的他，虽然明知声明会不容於独裁者，仍本着文革和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经历来继续参与学运：「对政治问题，……要按自己对正义、是非的辨别，按自己真实想法去做，如果不能够发出自己声音，就暂时不说话，如果有很多人说了，就也参与进去。反正大家一同被整，历史总会恢复公正。」
不过，历史的公正还未到临，他便因为六四镇压而离开北京。
与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严家祺没有想到政府会如此镇压民运。他在六月三日晚上如常出席了在广场上办起来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仪式，并发表演讲，还不知道城西的复兴门已经响起枪声。在毫无危险感的情况下，他与妻子高皋於翌日凌晨一时许回到位於城东建国门外的家，不久便听到枪声四起，感觉情况大变。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怕被「抄家」，一心只想着如何把两个放满照片、笔记本、纪念品的箱子收藏起来，但始终无功而还。到了当天一大清早，从天安门广场出来的四位同事摸上门，告诉他解放军清场的情况，分析下来，「认为我有被乱枪随意枪杀的危险，而不是被逮捕，要我马上离开北京。」
他没有多想，按着他的文革经历，在所属一派被打垮後便乘火车离京南下广州避祸的经验，当下决定到华东暂避风头，「当时，根本谈不上考虑前途，也毫不发愁，感到忙忙碌碌，时间紧迫，两个箱子就请他们(在座其中两名同事)拿走代我保存。」至於妻子则留在北京照顾仍在上学的儿子，他心忖，「 就是文革中，一个人因政治问题被整，在『刑事』问题上，通常不会牵连家庭其他成员。(更何况)儿子根本不关心政治。」
严家祺的果断决定，令他可以赶在公安系统收紧火车票买卖和车站进出检查之前离京。他忆述，当天下午，他从家中一万册的藏书中拿走六册，加上几件换洗衣物，便在两名同事陪同下到火车站，「火车站没有异常，没有紧张感觉，也没有人注意我。我觉得，北京公安系统(那时)还没有想到要防止人从火车站外逃。」车程中亦没有公安上车作特别检查，翌日清晨，他安然抵达上海，在朋友联系下，转到江苏常州一个小村庄住下。
多人代求救 误会存多年
可是，一名单身汉在农村生活容易惹人怀疑， 严家祺於是要求妻子前来共住。 当高皋六月七日下午准备离家与丈夫会合时，刚好接获老友郁微风 来电， 劝说两夫妇到香港躲避。 严家祺听到妻子转述後，未为所动，从电视中知道北京情况的他当时仍然认为，「只要六月四日那种乱开枪情况过去，我准备回北京，回北京即使被捕，我想不过像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一样，很快会平反，(对自己)被捕有思想准备。」
事实上，这已不是严家祺第一次被人劝喻到香港避祸，五月下旬的时候，香港一名姓林的文化界朋友已经因应情势作出同样劝说，但严家祺决定留下，继续参与民运。
严家祺多次来港，单是民运前一年，便已三次来港出席会议和发表演讲，与香港一些文化人和学者熟稔，不少人为他筹谋。据构建地下通道的S君透露，解放军清场後，「不少人」要求营救严家祺，还声称有他的下落，具体人数说不清，但绝对不止林先生和郁微风二人。不过，他印象中，郁微风没有这麽早找上他，因为那时地下通道仍在构建中，而郁微风亦肯定比李录求救迟，故此不可能早於当月七、八日便已懂得利用地下通道营救严家祺。至於郁是否有自己的人脉能够把严带到香港而作出劝说，则不得而知。
不过，郁的来电令严家祺坚信，在六月四日至七日期间，「香港就有一些人在帮助北京天安门运动参加者逃亡。」严家祺的想法不一定错，但即使存在，也不是地下通道而已。
另一个误会是指S君拒绝营救严家祺。曾於五月下旬劝说严家祺离京的林先生，镇压後亦透过不同人士找上了S君，要求对方营救严，但谈不了数句便被拒绝，令他大惑不解，惟有继续找其他人帮忙营救。事隔近三十年，疑惑仍然未解，猜想是否因为S君不相信他能联络上严家祺而拒绝他。但原来一切都只是误会。S君在事隔二十九年後解释，当时有不少关於某某人下落的消息，亦有很多人接触他，必须小心处理，而林先生接触他时，他已因应其他人的要求而决定营救严，且在经过一番了解後，已确定「上海呢条线稳阵啲」；而营救其中一个规矩是，「不会同时接触两条(消息)线，只会二选一」，所以不会再听林多说，亦不会向对方透露救人的决定，故此听了林先生数句便终止谈话，然後离开。
至於林先生，他虽然在S君这里吃了闭门羹，但仍为营救严家祺而四出奔走，最後更因求助目标之一认识S君而与地下通道接上，成为严与地下通道的接触点，并负责到广州安顿严。像林先生和郁微风这等有一定能力的境内外人脉，绝非仍在求学的学生能够企及，难怪知识分子被捕的比率较低。
风声逐日紧 追捕逼离国
话得说回来，郁微风的建议虽然未能起即时作用，但随着当局由六月八日起要求不同民运组织的主脑自首或通缉的消息传来，严家祺终於动了离国到港的心意。
在丢失郁微风电话号码的情况下，严家祺自行雇用一名汽车司机开车送他们到广州，再作打算。但未知司机是否在车上听到他们有意到香港，翌日凌晨起行前，跟他说手被农机轧伤，不能开车。严见司机手部确是受伤了，惟有作罢。
在当月十日，他终於透过北京的朋友拿到电话号码，与在港的郁微风直接联络上，让郁安排到香港暂避一事。步出常州电话局後，他竟巧遇曾为邓小平撰写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着名经济学者和哲学家于光远，当时已是社科院顾问的于，正在当地进行乡镇企业发展前景考查，他虽无参与民运，却仍因北京一片混乱而不愿回京，当时局势之乱，可想而知。严家祺与这位当年招收他进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互通近况後便离开，岂料当日一别，却成为永诀，因为严自始没有再踏足中国。
在郁联络地下通道的两、三天内，官方和海外传媒还是不断发出不同的追捕消息，令情势变得一日紧似一日，到了六月十二日，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大陆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要把方励之、包遵信和他缉拿归案，并把这三人处死。严家祺听到有关播报时仍不以为意，认为台北的消息「不可信」，但他翌日清晨从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的新闻，却令他的逃亡更形迫切，亦巩固了他要离开中国的心。当日的新闻播报称，北京市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第十四号通告，《通告》声明，”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与其他三个在民运期间成立的民间组织「是未经依法登记的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又指此等组织参与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登记，投案自首」，否则，将拘捕并从严惩处。他清楚明白，《通告》所说的头头，就是指他与包遵信，而《通告》出来後，「只要(我)走到街道上或到室外，会有人报案，只有逃离中国。」
幸而郁微风的电话像及时雨般到来，让他们起程到广州，抵埗後再安排到港行程。
那时，公安防止民运人士逃离的措施已比严家祺当初离京时紧得多，而他亦变得更为谨慎。严氏夫妇除了用自己的照片配以假名做了伪冒工作证外，还汲取日前汽车司机突然以手伤为由而不能成行的教训，决定改乘火车去广州。他们当天首先从常州到了上海，以原价四倍的价钱从专门倒卖车票的人手里买到翌日前往广州的火车票，并入住火车站附近的康华旅馆。而预先做好的假工作证，亦让他们成功通过公安到旅馆查看住客身份的检查。可是，当他们翌日要进入火车站时，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就是要交出用身份证才能取得的预约登记单，幸而有市民帮助，用自己的身份证替他俩办了预约登记单，二人才能得以进站上火车。
一宿无意外，二人在六月十五日清晨抵达广州。严家祺害怕出站时查票会发生问题，於是让没有被官方提及的高皋先行出站，自己则装成与知识分子沾不上边的样子：穿着边高边低的裤子，一手拿着一个装着水的大杯子、一手摇扇，沿着铁路反方向走一段路，然後再走回头，与最後出站的乘客离开。二人顺利离站後，严按约定致电已到广州预备接应他的林先生，并在两小时後会合，然後入住林安排的一处住家，等候到港船只。在这家人的房子中，还碰上同时要逃亡的一名姓甘学者。
海上封锁阻行程
回港跟进余下安排的林先生，隔天便告诉三人，十七日会有人带他们到香港。可是到了当天，三人临时接到取消行程的暗语：「足球赛，场地不好。」三人不知就里，惟有继续等。後来才知道，原来当天黄埔江架设了十六条封锁线，偷渡船只为安全计，决定放弃行动。
幸而行程只是延了一天，三人终於可在十八日开始偷渡行动。当天上午，林先生再次前来，但今次则是送行，而严亦把从北京带来的书交给他带到香港，以便自己轻身上路。他们三人分乘两车，前面更有一辆负责探路的车。车子驶过东莞後，在樟木头的阅港旅馆前，他们换了另一辆车和司机继续逃亡，直至傍晚六时才到达海边城镇坳头。营救人员把他们交给一名船上的黄衫客後离开，而黄衫客则利用快艇，乘风破浪地把他们送往约须一小时船程的一个荒岛。被海水打湿衣服和蒙住了眼镜的严家祺虽然不辨西东，还是好奇地问黄衫客，究竟他们现时身在何方？获告知当地人管它叫簕格仔岛。
簕格仔岛可说是一个偷渡到港的上佳中转站，它与大亚湾核电站十分接近，肉眼可见其工地，而从大亚湾核电站到香港，距离由十三公里至八十公里不等，到市中心亦只有约五十公里，不用一小时便可进入香港水域。而岛上有一个四十至五十米高的陡直山丘，屏风而立；山丘下方近沙滩处有一山洞，可作藏身避风之所。严家祺就在岛上与那姓苏的船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吃着船家花两小时船程买回来的盒饭、岛上闲逛、与甘和妻子在潮涨声中聊天，毫无逃亡者常见的紧张和恐惧。
在岛上等了约七小时後，他们终於看到一艘船在圆月的月光中向着荒岛驶来，严家祺以为是公安船艇，惊疑间，苏姓船家已放声大叫，让船靠岸，可是船只却调头离去，而真正接他们的船队则在船只离开後三、四小时来到。由此推算，之前来而复去的船只应是前来探路，确保没有出乱子後，才正式启动救人行动。
十九日清晨六时，三人上了真正把他们带到香港的大马力船只，另有多艘探路船为大马力船了解前方是否有海巡和水警船只，并以无线电话互通情况，但当载着他们的偷渡船越过中港水域分界线後，船只讯号中断，由於未接获前方海面安全的消息，严等人所在船只惟有停在水面等待，一等便是四十分钟。其间，船家要求三人把随身行李沉下水底，甚至是可以证明自己身分的纸张和写有联络电话号码的纸张亦不能保留，以免一旦遇上执法人员时泄露身分。严家祺夫妇无奈地把这些身外物沉落水底，并商订一旦被查，就说他们只是随朋友出海钓鱼。至於同行的甘先生则拒绝船家所求，声称那是到美国一大学就读的信函，不能丢弃，双方争拗一阵子後，终因甘的坚持而不用沉下海底，完整无缺地带到香港。虽然严因顺从而白白失去行李，但他并无後悔，纵使那是无可奈何之举。
等候再次前行讯号期间，快艇没有下锚，船身自然摇晃得十分厉害，这在坐着的时候还好，但船家为了不让他们被水警发现，着他们平躺在潮湿的船底，不能露出船面。三人虽然毋须像其他偷渡的民运人士般屈身於舱底的小格内，还可透过甲板一条很长、很宽的「缺口」看到天空和呼吸新鲜空气，但颠簸的感觉令严十分难受，「我觉得胃在翻动」。
然而，这难受的感觉很快得到回报，他们在两小时後终於可以上岸，迎接他的，是比他早来香港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人员苏先生。
也幸亏他们在十九日抵达香港，因为当局在同一天发布并执行的《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订明，海关人员执行缉拿任务时，非开枪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为时，可以开枪射击，意味偷渡可能要付出生命，偷渡风险飊升。
处死令成催行符 严留港五天飞法
严家祺夫妇上岸後，由法国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和文化参赞方文森陪伴和驾车，把他们送往是次营救行动的社团领袖方先生的市区大宅暂住。
在那数天内，严家祺本想外出看看，但由於被告知他们是「偷渡」来港的，若在街上被警察查问，可能会因非法入境而被遣返大陆，这是他头一次知道自己顶了一个违法的身分 — 偷渡者，於是惟有乖乖地留在宅中。幸而方先生待他不薄，除了送赠他衣物外，还容许一些好友前来探望，包括帮助他来港的三名人士及资助民运的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等，算是早期逃亡人士中，见最多「外人」的，与同样住在方氏大宅中的李录，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後者只能与地下通道人士见面，处理离港事宜。有在方氏大宅中与严家祺会晤的S君说，严家祺在港的时候，气氛不算紧张，故此让他与朋友见面。未知是否因为如此，在人多难以保密的情况下，严家祺逃港的消息在他离港当天已有两家传媒报道。
讽刺的是，一心捉拿严家祺等人的北京领导人，其意向反而加速了严离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明报》头条新闻报道，李鹏和杨尚昆主张处死严家祺，结果当天早上十时，方文森便把他们一行三人带到港英政府的政治部，让他们立即离港，而法国政府欢迎他们前往法国，并为他们制作假证件出境，例如严的出境文件和飞机票上的名字是「Yip Paul」。港英政府方面，则让他们假扮警员进入机场，避过一般出入境检查，方法是给他们穿上警员制服，并配以假名：严改名为「朱丰」、高皋则是「白芳」，同行的甘姓知识分子改唤「史英」。及至傍晚，三人一如政治部人员指示，手执对讲机，在真正警员带领下，假扮执勤警员在机场内巡逻；一旦路上遇到有人查问，便拿上对讲机，状似与人通话或执行职务中，由真正警员应对。不过，他们一路走来十分顺利，没人查问，自然亦毋须动用道具假扮警员。
有趣的是，在机场等候一个多小时期间，广播传来访港中的刘宾雁的访问，指严家祺身在香港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比他本人还要安全。在这重覆的「安全」声中，三人在八时许登上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印度新德里转飞巴黎。
流亡生涯不是梦
在他安全抵达巴黎後，香港部分报章於当月26日刊登了他预先在两页单行记事簿写就的《逃亡公开信》。他指责邓李杨的大举追捕，是要灭绝所有具自由民主思想的正直中国人，这将会为邓小平等领导人播下仇恨的暴风，「不要很久，……他们将受到人民的严正审判，他们赖以生存的邓小平帝国的专制独裁大厦将顷刻瓦解」。他更期望，中国可以建立三权分立、联邦制、军队非政治化的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结束有几千年历史的王朝循环。
严家祺怀揣着这个至今尚未达成的期望抵达巴黎，与其他「六四事件」流亡者住进了南郊的一个小庄院，他更获得法国政府给予学者的资助，亦开展了他忙碌的政治生涯：与流亡海外人士创立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出席听证会和讲座、与不同国家的政治人物和流亡者会晤、撰写文章。
毫无准备下展开的流亡生活，给他最深印象的，不是要重新适应的新生活、学习法语的困难、创立民阵的人事纠纷或骤然而至的镁光灯生活，而是可能不能再为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自言曾研究流亡的他忆述，一九九二年，他到布达佩斯与几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而去国的流亡者会见，只余两句总结：「他们回到自己祖国，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用了。」
五年後，法国政府资助完结，在得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人的身分後，他在一九九四年移居纽约，主要从事写作和学街研究。
後记：
不少民运圈中人曾为严家祺叹息：一位在国内备受重用的知识份子，因受「六四事件」所累，先後流亡法国和美国，在英语世界难展所长，总有郁郁不得志之叹，有人甚至用潦倒来形容他。老是听人如是说的笔者，也是如是想，於是便透过电邮如是问。他回了笔者三十一个字：「我对人生（不是我个人生平）有系统看法，能够写成一部好书。现在没有时间写。」
这是他对一些问题的惯常回答，虽没有完整的说法，但又指了一些方向。而面对这个答案，笔者的感觉是他认为自己正按着他对系统人生的看法在走，至於什麽是他对人生的系统看法？留待他日分晓。不过，他曾在书中引述十九世纪法国诗人维尼的话说：「『平凡的人听从命运，只有具有伟大性格的人才起来斗争。』我不愿顺从命运，一生都在寻求真理和正义，反抗命运的安排。」严的说法，明显是自诩自己具有伟大性格，因他人生的两大转折，都是为两次天安门事件翻案，是寻求真理和正义之举。也许，就是这种自认行所当行的信念，让他不以为苦地生活着，而不是单单地活着。这种「生活着」的轨迹，可以从他整理流亡三十年照片集的前言管窥：严家祺写了九本书和一千二百九十篇文章，快要完成第十本书 — 《全球金融恒等式》；而妻子高皋则写了四本书和当了十年护士生涯。如此总结过去三十年的人生，不得不说他对流亡生活是甘之如饴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痛苦着，自视为一位有益于人类文明的作家，他自言「可以展示人间痛苦，但不言自己病痛。」于是把三十年来对父亲、亲人、家乡、同学及同事的怀念压在
心底，把对六四受难者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受着。
——注释（略）
发文者：NCN管理员 发布时间：6/03/2019 05:34:00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