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 任志强与习王的三角关系
作者：冯崇义
中国商界大亨和网络明星任志强失联1个多月之後，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网站於4月7日晚间挂出通告称，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孔老夫子曾做夫子自道，说他「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志强今年虚岁70，本该进入从心所欲之佳境，却因为开罪有司而身陷囹圄，举世哗然。
任志强此次罹祸，缘由当然是他那篇不胫而走、誉满全球的讨习檄文。该文是任志强读了习近平2月23日在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全体县团级以上干部视频大会上的长篇讲话，有感而发。他依据《宪法》暨党章所定权利，发声以尽言责。此文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最引人入胜者有四项。
其一，他抨击中共及其党魁习近平在应对疫情中为一己之私而胡作非为：「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和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其二，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正是习近平当局蓄意「隐瞒前期疫情 」与「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造成了疫情失控。其三，他表示习近平在惹出大祸之後，毫无愧疚之心与承担责任的自省，反而自吹自擂、借抗疫之机无耻邀功，使世人看到「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其四，他以曲笔呼吁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变革，改弦更张以挽救国家与民族。
任习矛盾不可调和
坊间有一种说法，认为任志强是代表王岐山向习近平喊话，因而王岐山会救助任志强。这种说法流行颇广，却是不知就里的皮相之见。我们当然希望任志强能够有惊无险或化险为夷，但是仰赖王岐山出手相救，则是严重误判。原因在於，习王同流合污，任志强与习王势不两立。
任志强至少有三重社会身分。他是成功的地产官商，在商界享有甚高威望；他是着名的红二代，与陈元等顶级红色家族及王岐山、俞正声、刘鹤等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委员级别的红二代高官广有私交；他还是名满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发表指评时政的犀利言论并组织读书会从事人权民主的思想启蒙。
部分商界精英与中共政权的疏离，以及红二代内部的剧烈分化，是习近平2012年登基以来中国政治的别样风景。从李嘉诚先行一步果断撤资，王建林等人被限制出境和抛售海外资产，马云、柳传志等人被提早退休，到吴小晖、萧建华等人被监禁或被失踪，顶级商人与中共政权间的蜜月早成昨日黄花。红二代本是支持习近平登基的主要势力，但是，由於习近平恩宠闽浙旧部而防范并边缘化红二代，也由於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日益将中国带入绝境，一些良知未泯的红二代在时代潮流和历史使命的召唤下做出了新的明智选择。胡德平、胡德华兄弟及刘亚洲、罗宇、戴晴等人直接赞成民主宪政，秦晓、何迪等人热情拥抱现代性与普世价值，陈小鲁、马晓力等人站到人权立场谴责文革或为文革罪错公开道歉，都显示红二代觉醒的新趋势。
任志强在觉醒的道路上起步虽晚，但走得更远。我2016年发表的《任志强大器晚成》一文，剖析过任志强成功实现思想飞跃、转变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任志强与习近平分道扬镳，可以2013年为分界线。如果说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而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之後，便铁下一条心开历史倒车，倒行逆施而欲将中国从後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扼杀中国社会艰难成长的多元因素而复辟中共极权党国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那麽，任志强则是针锋相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
宪政转型的两样情
2013年1月，任志强在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上大声疾呼，「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努力的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 」。2013年11月，任志强在微博上发帖，表明他最期待的是「宪政，民主，司法独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官员财产公布，产权平等保护等」。而且，任志强还在另一个贴中列出宪政的五个要素：「一、竞争型的多党制； 二、代表民意的代议机构；三、分权制衡的政治结构；四、独立的司法系统；五、人权先於宪法和法律 」。2015年2月，任志强发表〈一党独大〉一文指出，中共别无选择，必须要实现宪政这一中国人民的梦想，「如果民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时，一定会有新的政党领导实现这个目标 」。
习近平登基之後的志向，与任志强正好相反。习近平同样意识到了中国宪政转型的压力，但是他不是将这种压力视为施展本领的机会，而是将宪政转型视为必须全力防范的危险，并且将中共暴政推向新的高度来阻止宪政转型。因而，他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巩固红色江山而扩大他本人和中共的权力。
习近平的政治志向和施政方针，鲜明地体现於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机密文件《关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文件内容为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因为文件编号为「中办发（2013）9号」，因而简称「9号文件」。这份档明确列出了中共必须全力防范和消除的「七个危险」：以「宪政民主」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中共统治）；以「普世价值」取代中共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公民社会」瓦解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即私有化）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以「西方新闻观」（即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否定「党管媒体」原则及相应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以「历史虚无主义」（即还原历史真相）来暴露中共执政以来的历史罪错并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权贵资本主义」等说法来质疑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
基於这种志向和方针，习近平柄政8年以来野蛮地向普世价值宣战、向公民社会亮剑、对私营经济抽血、向国际社会耍横，特别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除国家元首的任期限制、恢复领袖「定於一尊」的独裁体制。这些恶政造成严重恶果，经济持续滑坡、民主法治因素及初具规模的公民社会备受摧残、公平正义荡然无存、言论自由的空间几乎全部关闭、中国的国际形象毁坏殆尽。帝制时代的开明统治者，尚且知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习近平在这次惹出疫情失控的大祸之後，居然连古代帝王那种罪己担当也没有，而是错上加错、操纵党国宣传机器诿过於人、推卸责任，甚至於要绑架全党全国人民为其背锅，玉石俱焚、同归於尽也在所不惜。任志强等人正是看到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对国家民族造成的灭顶之灾，为了扭转乾坤而奋起抗争、为民请命。
习王朋比为奸祸国
一些人士期待王岐山救助任志强，完全误解王岐山及习王关系。王岐山在这个时候没有、也不可能救助任志强，有两大原因。第一，王岐山根本没有挑战习近平的勇气和实力；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王岐山与习近平朋比为奸而与任志强分属两个对立阵营。
王岐山表面上广有人脉，但在当今中共党国的权力体系中根基甚浅。习近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王岐山则是出身不正、凭藉婚姻关系才以外戚身分跻身红二代。王岐山的父亲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技术人员，曾被授予中华民国国军上尉军衔，中共建政之後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不少受罪。
由於受这种家庭出身的连累，自幼「追求进步」的王岐山迟至1983年35岁才得以加入中共。他能够後来居上而进入权力中枢，得益於岳父姚依林的荫庇、朱熔基的提拔和习近平的倚重，但一直被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们看不起。他辅佐习近平执掌中纪委5年，干受人鄙视的酷吏脏活为习近平翦除异己，在朝野上下积怨甚多。
尽管他小心翼翼、对习近平俯首称臣，无奈鸟尽弓藏之帝王术，因功高盖主而被习近平刻意边缘化。他在内心或许忿忿不平，却根本没有勇气和实力挑战习近平。任志强勇撄逆鳞而导致龙颜大怒，与任志强有同窗好友之谊的王岐山避嫌唯恐不及，岂能出手相助。
王岐山不会救助任志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们早非同道。1989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分水岭。该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崩塌，中国政治改革进程被天安门大屠杀打断。王岐山和习近平一样，都是在1989年中共党内民主派被整体清洗之後发迹而进入中共政权高层的极权主义者。
八九民运之前，王岐山一度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从1973年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到1982年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混迹史学界10年之久而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学无所成。不过，1982年至1988年间他在杜润生麾下参加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调研，并且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之一，与当年改革派青年才俊交往很深，不乏开明之处。但是，王岐山1989年从洋务派转变为顽固保皇派，跟随岳父姚依林坚决主张镇压八九民运，并受到赏识而升官晋职，与改革派决裂而投入自由民主的对立阵营。
进入权力中枢之後，王岐山的极权主义色彩更是无以复加。他毫无掩饰地向世人昭示、炫耀他的极权主义立场，一再痞气十足地以「我们就是不改 」来回敬向他进言的早年改革派故旧。2012年11月，刚刚走马上任当上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在他主持的座谈会上力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警示中共当局千万不要进行政治改革，因为政治改革会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导致推翻政权的政治革命。
2015年4月，王岐山在纪委干部培训班向下属训话一个多钟头，用一大半时间来冷血地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丰功伟绩。剩下的时间，也是用来颂扬後毛泽东时代发展经济的铁腕手段，包括充满民众血泪的暴力拆迁，充分展现深度毛粉的思想底色。也是在2015年4月，王岐山在与来访的美籍日裔哲学家福山交谈时，张狂地严辞拒绝司法独立，宣示中国的司法部门必须服从中共领导。
王岐山所领导的反腐，正是以党代法、以黑反腐，滥用权力肆意践踏国家法律和司法程式、横扫出身寒门的技术官僚，将周永康主持政法委时偷偷摸摸地破坏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明目张胆地彻底摧毁。习王思想一致、气味相投，而且两人都崇尚极权、强势蛮横、阴险狡诈、装神弄鬼。区别只在於，习更加冥顽僵化，王更加老谋深算。
红色江山绑中国梦
毋庸讳言，习近平在中国国民中还有众多拥趸。他们为中共党国宣传所愚，误以为习近平正在引领中国走向富国强兵的民族复兴，并且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捆绑在一起。以习近平、王岐山为代表的中共红二代顽固势力，是一群陷入严重认知错乱的极权主义者。这一政治派系以其血统和思想中的「红色基因」为政治资本，以专制政权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将统治特权视为天经地义，将坐稳中共一党专政的「红色江山」视为历史使命。
但是，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观念水位」已经整体提高。在当今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空前高涨，法治观念广泛普及，宪政转型已经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志强放言高论、公开叫板习近平，既体现他本人以道自任、临危不惧的国士之风，也是体制内外此起彼伏的倒习暗流的组成部分。
任志强被当局关押之後，网络上广泛流传「顶级企业家联名上书」和「中国五元老上书」，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任志强并改弦更张。这些上书虽然是假托之作，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体现了求变自救的世道人心。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已经众叛亲离，甚至曾是习近平铁杆拥趸的部分红二代也不愿坐以待毙，不愿放任德不配位、才疏学浅却又好大喜功、自我膨胀的习近平忤逆天理人心、一意孤行，将中国引向万劫不覆、死无丧身之地的无底深渊。
1986年蒋经国决意开放党禁报禁时留下一句常识性名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世道人心不在中共一边，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当今如何折腾，也无法将中共党国政权传到红三代。在苏联东欧江山易色之後，中国军界开明战略家刘亚洲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在世界上所遭到的包围是「民主的包围」，中国付不起负隅顽抗的代价，突围或解围的最佳方略或唯一方略，乃是中国转型为民主国家，「民主的包围」自然消解於无形。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巨大灾难。染病丧生的人成千上万，破产失业的浪潮席卷全球，中美经济脱钩走上不归路，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国对习近平及中共当局追责问责势不可挡。面对内外交困、雪上加霜、焦头烂额的败局，习近平及中共当局心劳日拙、黔驴技穷。习近平在国际上极端孤立，在国内和党内也是四面楚歌，连政治局同僚也大多与他离心离德，在此紧急关头几乎是集体沉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向他表忠。
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也使中国宪政转型与极权复辟对决的步伐提速。国难当头，中国却没有正常机制解除习近平权力或纠正他的罪错，真乃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任志强怀着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直接在太岁头上动土，也许会激发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具有超越精神的健康力量放手一搏并形成合力，顺天应人结束领袖独裁和一党专政，迎来中国宪政转型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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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苹果日报》
关键词: 任志强 习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