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出狱，现身深圳
1988年初夏，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在深圳大学演会中心的工地上，和几位技术人员一起，讨论处理工程进度和一些细节技术问题。
我们很投入、很专注地边走边议。深圳初夏的天气已有点热了，没多大一会，我们的额头上都挂着汗珠了。这时，我隐约感到后面有个人跟着我，盯着我。
我有过多次这种体验：有时会感到有人在注视着我，结果证实是真的。有时心里忽然闪过多年不见的同学或朋友的身影，过一会他会来电话或者干脆就出现在我面前。我相信目光或者意识都是一种有能量的信息波，是可以被一些敏感的人接收到的。如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一定有另外一些接受信息的渠道，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可以感知不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信息的。
这时，我感到跟着我的这个人走上来，从后面靠近我。和我一起讨论工作的几个人的目光也显示，我后面有人走上来了。
“罗老师！”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汉子在叫我，听声音虽然有点熟，但我并不认识他。于是我没有理会他，很快转过头继续和大家讨论工程上的问题。但是，我的注意力已经有相当部分在快速地搜索和处理记忆中与身后的这个中年汉子有关的信息了，他是什么人？我认识他吗？
“罗老师，你认识我吗？”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立刻干脆利落地回答“不认识！”
“罗老师，我是蒯大富[1]！”他执着地说。
这时，我猛然一下就认出了这个文革中的著名人物，用文革时的语言说，这个“臭名昭著、十恶不赦”的人物。我注视着他几秒钟。文革中是他把清华搞得乌烟瘴气；又是他莫名其妙地把矛头对着我，搞了一个“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2]”，害得我们几个人留下满身残疾伤痛，害得我家破人亡，害得刘承娴同志[3]伤重含冤而去……虽然多年不见了，但我是绝对不会忘记这个家伙的。只是，他变样了……
现在，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了，面对着面，一瞬间所有的夙仇旧恨，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我有点不知所措。
短暂的沉默后，我哼了两声：“什么时候出来的？你怎么这么胖！”我说话本来声音就小，中气不足，现在就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了。
但是蒯大富听出来了，他说“我已经刑满出狱。多年来无所事事，自然就胖了。罗老师，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想……”
我打断他的话：“你不看我正忙着吗？等我忙完了吧，你等一下。”
一抬头，我正好看见不远处王天平老师在跟人说话，文革时他是清华机械系的教师，是支持反蒯大富的414派的。我喊他过来：“王天平，你看这是谁？认识吗？”
王天平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认识。”
我说，“老蒯呀，蒯大富！”
王老师这才认出来，皱着眉头说：“你这个家伙胖得不像话了！”后面又扯了什么，我也没听见。我干我的事去了。
等我忙完了工程上的事，招呼老蒯到我的办公室，这才发现，他还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原本听闻，他出狱以后竟有六十多位年轻的女士写信给他，表示愿结良缘，结果他选了这位，北大毕业的，还读了研究生，刚结婚不久。这位应当就是他新婚的夫人了。
坐定之后，老蒯把他年轻的夫人介绍给我，我认真地问她：“你嫁给他不害怕吗？”
她认真地微笑着答道：“有点！开始还没什么，后来听的多了，了解的多了，越来越害怕！”
十多年后，有一次蒯大富的女儿告诉我，我爸怕我妈，他打不过我妈。别看他这么大块头，我妈轻松就能把他撂倒。我妈是散打冠军。我问过蒯大富这是不是真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真的”。
蒯大富一本正经地说：“罗老师，我今天特地来向您请罪。文革中我做了很多错事，犯了罪，危害了学校，也伤害了许多同学和老师。尤其是对您。我知道这不是说几声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但是，我总得面对。在法庭审判我的那天，我知道您一定在场……”
我插话说：“我是在场。”
老蒯停了一下，继续说：“但您没有发言，其实您最有资格发言，控诉我，但您没有。”
我说：“讲到‘资格’，我觉得清华任何一位老师和同学都有资格控诉这场大混乱和控诉你！”我嘴里说着，心里却在想：一位红卫兵领袖，坐了牢，出来以后，带着新婚的夫人，来当面承认错误，这不容易啊！当年那批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领袖们，又有多少能像蒯大富这样，能面对自己的错误呢？他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我们大多数的受害人也不会再追究了，他可以不来找我认错的。我知道，文革大混乱中，那么多的无头命案，还没有处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难道都是江青亲自动手杀害的吗？几十年了，又有谁出来认错呢？
“是，是！您说的对”。
我接下去又说：“你当时在审判会上还抢着讲话，说什么‘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不认为你这话是错的，我只觉得你那个钦定的‘红卫兵领袖’的架子还没有放下。你以为你是谁？在那个场合，你说了又有什么用？当时你虽然身在法庭接受审判，可自我感觉还是个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小将，可以为所欲为，想说啥就说啥，想干啥就干啥。最多也就是小将犯错误，怕啥！”
“是、是，是、是。”老蒯苦笑着。房间里沉静了几秒钟，大家都在思索。接着，老蒯又说：“我出来以后，又听说您把孙耘[4]放了，还鼓励他们夫妻上研究生，我们真感动得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感到清华的派性消除得很快，团、四[5]之间现已没有什么隔阂了，这都和您的宽宏大度的引导有关吧。”
我不大认可他的看法，可能他被关得久了，不大了解情况了。我和两派的师生都有许多接触。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清华两派之间已经动用了长矛、步枪、手榴弹、炸药，甚至土坦克、穿甲弹和有毒的弓箭，怨仇怎样才能化解。但是我们发现，清华师生政治上是非常敏锐的，也是很动脑筋的。虽然两派都叫井冈山，两派都“誓死捍卫”同一个领袖和同一个路线。然而早在1967年，就有人把两派的分歧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是红线主导，应该充分肯定，还是黑线主导，应该彻底否定；另一个是十七年的干部队伍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应该彻底砸烂？固然彻底砸烂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是蒯大富们提出的，许多坏事是蒯大富干的，但是如果背后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蒯大富能成为目空一切、胆大妄为的红卫兵的领袖吗？而中央文革难道就是罪恶的源头了吗？蒯大富也好，中央文革也好，他们能量再大，也不可能发动起这场荒唐的“大革命”。想到这些，就不会再纠缠在两派的矛盾和怨仇里了。
就我所知，414派的不少人，1967年上半年开始就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最著名的是414的头头沈如槐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什么严重错误》（指干部队伍），另一篇是《什么彻底砸烂》，还有周泉缨的《414思潮必胜》，都把这两个分歧挑明了。而且已经比较公开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了。团派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当时也不能交流讨论，但我肯定团派中一定也有不少人有这种思考。据我所知，有些同学虽然支持蒯大富，然而也反对“彻底砸烂”。有人支持“彻底砸烂”，仅仅是因为“虽然毛主席没有说，但他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是地地道道的‘彻底砸烂运动’，连刘少奇都砸烂了，还不是彻底砸烂吗？”
这时，蒯大富又开启了另一个话题：
“罗老师，我出狱以后，好多同学，两派都有，支援我一笔经费，让我有机会周游全国，受点教育。这个活动，现在已近尾声了。我深感改革开放的形势，全国来说广东最好；广东来说，深圳最好；到深圳一看，是你这里深圳大学最好！……”这家伙，本性难移，原形又现，活像他当年在清华大礼堂上胡说八道一样。
我觉得好笑，立即叫停：“得了！你可别说你想来深圳，来深大，不可能。你虽然已刑满释放，但你可比‘三种人’[6]厉害多了。‘三种人’都不能进深圳，何况你蒯大富？！我看你现在还不甘寂寞，不肯善罢甘休。你最好找个小点的城市，找个技术工作，悄悄地赚点钱，让大家把你忘了。千万不要再掺和政治了。”
“是、是、是。”蒯大富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我不搞政治了，我想赚点钱，搞经济。我看好多同学都想方设法赚钱，这个方向对头。”
这次会面，总起来讲，大家总算是心平气和的。我对自己还比较满意——我可以平静地接待老蒯，平和地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甚至恐怖的事情，就像见到多年不见的学生、老师、同学和朋友一样。如果是二十年前——1968年，这是不能想象的。
当年，大家像是有深仇大恨的死对头一样。那时，我和许多师生一样，一想起清华园里一个个冤死的老师、同学，想起7·27[7]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倒在血泊之中，想起被迫害冤死的黄报青[8]、刘承娴老师，想起当年代替我枉送性命的胞弟[9]，想起莫须有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我总是怒火中烧。我知道蒯大富肯定要自食其果的。那时我想，以后见到他的时候，我虽不会抄起一把铁锹冲上去砍他，但至少也会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十恶不赦的混蛋！”还要加上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时间是医治一切创痛的良药，慢慢地，一切都归于平静和理智了。这才有了眼前的“仇人相会”的一幕。但是，小有遗憾的是，蒯大富当面认错，我却没有讲一句鼓励的话。我讲不出口。一方面，我没有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再看看。”我对自己说。
1977年刘达同志任清华校长兼党委书记，胡启立任副书记，组织“大批判”，要我代表“罗文李饶”控诉蒯大富，把蒯挂在四人帮线上来批。我和文、饶等同志商量：矛头要向上，向四人帮，不要向下，不要向团派群众；只点名一个人即蒯大富，而且只点一次。
1980年开庭审判蒯大富时，坐在听众席上，我已经又平静了许多。我想，这小子还很神气，他自我感觉还是个红卫兵领袖。他不知道自己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个受害者。如果背后没有人支持，像个木偶似的，上面有人牵着线、指挥着跳舞，他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清华园搞得乌天黑地，瘴雨蛮烟？
但是，我决定保持安静，什么都不说了。因为，我自己不也同样是被人牵着线的木偶吗？相对来讲，我现在比蒯大富们自由一些，但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当木偶太累了。我很想隐没台下，当个观众，看看这场戏还会如何发展，如何了结？然而，在当今这个社会里，有谁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学习和工作，又有谁能始终安坐台下只当观众呢？
此后，由于89年的“事件”，我有几年没有主动和外界联系，也有几年没有回北京，不大了解蒯大富的情况。但是，清华文革中两派的头面人物常常有人来深圳探望我。414派的自不必说，团派除了蒯大富之外，鲍长康、马小庄、吴炜煜、段永基、李康群[10]等头头都造访过我家。我们不再谈文革中的事了。不必再“认错”了。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已不重要。
其中，最值得记下一笔的是鲍长康。文革中我和他没有任何联系。后来陆续听到一些传闻，说他得了病，精神有点不正常，还有的说他已不在人世。92年，突然有一天他来敲我家的门，我开了门，不认识。
他自我介绍说：“罗老师，我是鲍长康！”我有点惊讶地说，“听说你病了……”他接着说：“不止病了，还死了！没有的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我问他：“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襄樊市一个药厂里当工程师，”说着，他拿出几盒药，“这是我开发的安眠药，非常好，没有副作用，也没有依赖性。你试试。”
我的老伴在旁边说，“给我吧，他（指我）从来不吃安眠药，我来试试。”
药吃完了，感到效果很好，想再要一些，我按照鲍留下的电话去找，已不见踪影。有人说在广州，也有人说去了东莞。我问蒯大富，蒯说他在广州，我估计这比较准确，后来证实是在广州。
93年，海南有一位想投资办教育的老板请我去帮他策划。这位老板是海南制药厂的大股东，他带我去参观。这个药厂很大，环境也很好。我们到了前台，老板对接待的员工说：“请成总来。”过了一会，有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过来，胸前挂着一个卡，上面姓名栏写着“成钢”。我因为不认识“成钢”，所以没大在意。老板对我说，这是成总。
我说：“你好，成总！”
老板指着我对“成钢”说：这是……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是清华大学的校领导，深圳大学的校长，我的老师罗征启！”是成总在说。
我吃了一惊说：“我不认识你，你是清华的还是深大的？成钢？我不认识！”
他微笑地说：“我是鲍长康！上次去深圳看了你以后，我去过东莞，后来在广州，我干得都很好。结果要登报了，我发现我的名字、年龄和在清华毕业的时间都被改了。我才明白我的名字不能见报！一气之下，我辞了工作下海南，海南药厂聘我当总工程师，我索性乘势把名字改为‘成钢’即长康的谐音了！”
他的诙谐幽默、坦然自信和满不在乎的样子，使我感到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他们都成熟了。
一晃四、五年过去了，我回北京才又得到蒯大富的消息。
我回北京应邀到海淀区委造访区委书记李荻生。他原是清华力学系的。文革开始时是校团委的。好像两派打仗时，他是支持老蒯的。在鲤鱼洲农场时，他是我们一连的指导员，是位足智多谋、学识渊博又思想敏捷灵活的青年干部。记得在鲤鱼洲[11]时，有一天，我正在使牛耕地，他派人到地里把我叫到连部说：“老罗，我们正在总结党支部的工作，你听一下，帮我们写个总结。”我表示为难说：“不合适吧，我还没有‘解放’，甭说恢复组织生活了，让我写支部的总结？”他笑着说，“早晚得解放嘛！你是笔杆子，快手。老是赶牛，用进废退，我怕你忘了怎样写总结了。”
他跟我说起蒯大富：“这家伙不知道经过什么途径居然进了北京，进了海淀区，在海淀区开办了一个公司，手续齐备，搞得不错，还有点名人效应。这事一不留神让陈希同市长知道了，大为恼怒，把区长臭骂了一顿。我赶紧出面承担责任，算是过了关。其实确实没我的事，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这样，蒯大富又被赶出了北京，据说去了山东。这小子现在不知在搞什么名堂了！”我们都感到，经过大疯狂时代的历练，这批人物不仅更成熟了，而且能量极大，如果引导好，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回到深圳，有一天，忽然蒯大富笑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先递上一张名片，叫“戴明”。我反复看了看，知道是“代名”之意，用意和“成钢”一样。但是，他接着又递上一张蒯大富的名片。服务的企业是一家搞家庭影院视听设备的外资公司，任副总。我警告他说：“你两张名片一起用，效果比用一张还要引人注意。你这样张扬的性格，小心这里是深圳，可能比北京还严厉。弄不好还会赶你走！”
此后，他见我毫无敌意，就不时打电话问候一下，或者约几个人到我家聊一会，并且逐渐“放肆”甚至信口开河起来。
记得有一次，他不知怎地和深大的张文华老师联系上一起到我家来，同来的还有三、四个人，名字我记不起了。大家谈到文革的教训时，我又告诫他要收敛一点，不要太张扬，不要参与政治。
他信口说：“罗老师，您放心啦！现在我就是专心致志弄钱，没钱什么都办不成。而且现在搞政治根本不是时候！”大家哄然大笑。
不知谁说：“老蒯此话泄露天机，不是不搞政治，只是没到时候。用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说：现在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蒯大富自知说漏了嘴，也笑了。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才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
还有几次，老蒯还约了北航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12]来。韩看起来比蒯稳重多了。他俩经常当众争论。老蒯说韩保守，思想还留在文革之中，而韩则说蒯跑得太远了，离谱了。还说以前就经常跟蒯大富争论。“好多人说我是414观点，我承认有时候是。7·27那天我开放北航的一切设施接待清华414的‘难民’，结果414在广播里大骂我和蒯大富一个鼻孔出气。气得我下令宣布不欢迎414的人。老蒯你说，我有没有多次劝你不要这样打压414，7·27当天又劝你千万不要开枪对抗宣传队，你不听嘛！”
可是韩爱晶有个特点，他总带个笔记本，把每个人说的话全记录下来，有时还找你核对一下你刚才讲的话。有一次一位在场的朋友低声对我说，“这人什么都记下来，有点恐怖！不知他要干什么？”我没有觉得恐怖，估计他在写东西，记录一些资料。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准备写点东西，韩爱晶说：“是，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顺势问蒯大富，你呢，你要写吗？他说，“写肯定要写的，但什么时间，怎样写法，没想好，在考虑。”
此后，蒯大富离开了外资公司，自己开了公司，还是搞家庭影院视听设备的。
蒯大富有几次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说凤凰卫视和香港的什么报、国内的什么杂志邀请他作节目，当嘉宾，采访他，问我的意见，我都不赞成，我还是那个意见，收敛，不要张扬。他似乎还尊重我的意见，都谢绝了。
有时，他会拿他珍藏的文革中的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甚至刻了光盘，分送给大家。那里面，有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等。蒯大富拿着这些照片，颇有点怀念那段历史的味道。那些照片让人想起那疯狂的年代，对那段历史，我没有好感。
这之后，清华校友凡有聚会，蒯大富必定参加。两派的头头也偶尔聚一聚。沈如槐、汲鹏、唐伟、周泉缨等都和蒯大富有来往交流。
我仔细观察，当年，我们总是想突出两派的分歧，划清界限，而现在，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两派共同的东西。当年，蒯大富和沈如槐都从苏北农村的贫农家庭考上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蒯大富提出“彻底砸烂”，沈如槐针锋相对指出“什么彻底砸烂”！温度越来越高，动了长矛、步枪、炸药，两派不共戴天。今天，谁是谁非已不再重要，都是受害者，都是上当受骗，都浪费了大好青春时光。蒯大富坐了牢、判刑十七年，和四人帮差不多了。而顶住四人帮和蒯大富的巨大压力，没有什么瑕疵错误的沈如槐也只能在时代的边缘徘徊，得不到重用。
在一次清华部分校友聚会的餐桌上，蒯大富又拿他那些宝贝照片给大家看，并且说他已经拿到出国护照，先近后远，去了一次新马泰，以后再去欧美加。
我笑着说：“你都可以出国了，我还不行呢，连香港都不给我去。”
他笑着说，“罗老师，不一样呗，我是历史反革命，您是现行！”说得在座的都为之捧腹。
他能出国了，我很高兴，这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在进步。希望进步更快一点。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希望。
【注释】
[1]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1963年入学。1966年史无前例的大混乱开始时，造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的反，被打成反革命。经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干预平反后，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成为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在清华大学夺了权，提出“彻底砸烂”等形左实右、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镇压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动用长矛，步枪，手榴弹对付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造成七百多人伤亡的惨案。四人帮垮台后，被正式逮捕，判刑十七年，刑期自1970年开始计算，1987年出狱。
[2]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清华大学文革大混乱中最著名的冤假错案。罗为笔者本人，时为宣传部副部长。文为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李为教务处副处长李康。饶为党办副主任饶慰慈。另外还有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科研处副处长徐一新。因明确表态批评蒯大富，被视为眼中钉。1968年初，除徐以外，全部被兵团总部绑架关押，刑讯逼供，后罗跳楼逃脱，徐躲进被团派包围的武斗据点科学馆，直至7·27以后被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救出。刘则伤重去世。文、李、饶等均多处伤残。蒯虽未直接参与绑架及刑讯逼供。但因是主要负责人，难逃罪责。详情以后有文表述。
[3]刘承娴：统战部副部长，建筑系教师。因对蒯大富不满，参加了我与文学宓组织的“学习组”。当时“革命群众”中都成立“战斗组”。我们中层干部属于“有问题的人”，待遇相当于现在的“双规”，只能成立“学习组”。1968年初被绑架，6月被迫害致死。兵团总部宣布是畏罪跳楼自杀【相关阅读:安乐死根本安乐不了，别宣传了】，传说是被迫跳楼，又得不到救治，含冤而去。成为一件无头冤案。1979年刘达任校长党委书记时平反昭雪。
[4]孙耘：又名孙毓星，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在“罗、文、李、饶发革命集团”专案成立之前，即为罗征启专案组织的负责人。参与并主要负责对罗的绑架及刑讯逼供。罗征启逃脱以后，又抓捕绑架罗父及罗弟等。致使罗弟（第一机床工人）被殴打窒息而死，命案发生后，孙耘及另外一学生王庆章投案自首，十年中一直在狱中或在边境劳动。详情以后文中有记述。
[5]团、四之间：“二十八团”原为林彪领导的一个著名战斗团队，蒯大富平反以后组织的嫡系战斗队就自称二十八团，以后蒯大富的支持者就自称为和被称为“团派”，“老团”。而1967年4月14日由力学系学生沈如槐等组织的批评和反对蒯大富的学生，抢占了“团派”的广播台，广播了声明，自称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被称为414派、老4，或4派。
[6]三种人：1983年开始，清理文革混乱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军乱军和打砸抢烧杀等的罪犯，又称“三种人”。
[7]“7·27”：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为解决清华的两派旷日持久的武斗，派了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新华印刷厂等工厂干部及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414派立即缴枪，拆除工事。而团派则在蒯大富领导下，武力抗拒，向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开火，造成七百多人伤亡的惨案。
[8]黄报青：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系秘书。是一位能坚持原则，有骨气的共产党员。文革大动乱中，坚持不肯喊“打倒刘少奇”、“打倒蒋南翔”的口号被校内外群众批斗追打，致精神失常，多次被送进“安定医院”。因其是笔者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故又多次绑在一起批。1968年12月，在五楼家中，听到广播喇叭中兵团总部批判罗征启、黄报青在建筑系搞假“四清”即从五楼窗口跳出，当即死亡。1979年刘达任校长、党委书记时平反昭雪。时任科委主任的蒋南翔亲自出席了平反追悼会。
[9]胞弟：指笔者的亲兄弟罗征敷。当时28岁，为第一机床工人。1968年3月27日，笔者自兵团总部关押人犯的八达岭附近的三堡疗养所逃脱。专案组追捕过程中，先抓了笔者的父亲和朋友林维南，4月3日又到家中，见罗征敷正在写控告信，即抓捕上吉普车。用擦车的棉丝塞入口中，头上又套上麻袋，到学校时，已死亡多时。
[10]都是兵团的总部委员或与总部委员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
[11]鲤鱼洲农场：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即教师干部劳动和思想改造的场地，在江西南昌县鄱阳湖畔围垦区，是个血吸虫肆虐地区。清华先后有三千人（包括家属儿童）去过，有一千多人感染了血吸虫病。
[12]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与清华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共称五大领袖。粉碎四人帮后韩也被判刑入狱。出狱后曾在深圳工作，现退休留住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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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亲历记》第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