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引用国会特别委员会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福奇博士、HHS等对新冠病毒发发展、传播负有责任：
1该病毒具有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物学特性。
2数据显示，所有COVID-19病例均源于一次单一的人类感染事件。这与以往多次动物到人类溢出事件的流行病不同。
3武汉是中国最重要的SARS研究实验室所在地，该实验室有在不充分生物安全水平下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基因改造和生物增强）的历史。
4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即COVID-19在湿货市场被发现前几个月，已出现类似COVID-19的症状。
5从几乎所有科学角度来看，如果存在自然起源的证据，早已应该显现，但至今没有。
《SARS-CoV-2的近源起源》刊物：
•《SARS-CoV-2的近源起源》刊物——被公共卫生官员和媒体反复用来否定实验室泄漏理论——是由福奇博士推动的，旨在支持COVID-19起源于自然的首选叙事。
功能增益研究：
•与实验室相关的事件，涉及功能增益研究，是COVID-19起源的最可能原因。当前政府对这种危险功能增益研究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极为复杂，且缺乏全球适用性。
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 Inc.）：
•在彼得·达萨克博士领导下，生态健康联盟使用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在中国武汉进行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在特别小组委员会发布证据显示生态健康违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条款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启动了正式除名程序，并暂停了对生态健康的所有资助。
•新证据还显示，美国司法部（DOJ）已对生态健康在疫情期间的活动展开调查。
NIH的失败：
•NIH在资助和监督潜在危险研究的程序上存在缺陷、不可靠，对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NIH营造了一种鼓励规避联邦记录保存法的环境——如大卫·莫伦斯博士和“FOIA女士”玛吉·摩尔的行动所示。
HHS的阻挠：
•拜登政府的HHS展开了为期多年的拖延、混淆和不合作的行动，试图阻挠特别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并隐藏可能指控或让高级公共卫生官员难堪的证据。HHS甚至似乎故意为其应对立法监督请求的部门提供不足资源。
生态健康的阻挠：
•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博士通过提供公开信息、指示员工减少文件提交的范围和速度、以及在公开前篡改文件，阻挠了特别小组委员会的调查。此外，达萨克博士向国会提供了虚假陈述。
大卫·莫伦斯博士：
•福奇博士的高级顾问大卫·莫伦斯博士故意阻挠特别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可能多次向国会撒谎，非法删除联邦COVID-19记录，并与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分享了NIH资助程序的非公开信息。
纽约的阻挠：
•由现任州长凯西·霍赫尔领导的纽约州行政办公室通过编辑文件、提出大量不合法的特权主张，以及在没有明显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扣留数千份文件，阻挠了特别小组委员会对前州长科莫疫情期间失误的调查。
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卫组织对COVID-19大流行的反应完全失败，因为它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压力，将中国的政治利益置于其国际职责之上。此外，世卫组织通过“疫情条约”解决COVID-19大流行加剧的问题的最新努力可能对美国不利。
社交距离：
•“6英尺距离”的社交距离建议——导致全国学校和小企业关闭——是任意的，没有科学依据。在闭门证词中，福奇博士作证说，这一指导意见“有点像是凭空出现的”。
口罩强制令：
•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口罩能有效保护美国人免受COVID-19感染。公共卫生官员在没有向美国人提供科学数据的情况下，对口罩有效性反复改变立场，导致公众信任度大幅下降。
封锁措施：
•长期封锁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害，还对美国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对年轻人的影响尤为负面。联邦和州政府的政策没有优先保护最脆弱群体，而是迫使数百万美国人放弃健康和财务稳定的关键要素。
纽约疫情失败：
•前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的3月25日命令——强制养老院接收COVID-19阳性患者——“属于医疗事故”。证据显示，科莫及其政府试图掩盖其政策决定造成的悲剧后果，显然是为了逃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