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权力在「暗中旁落」:从去习化看失控型极权的终局
作者:
仁公治
来源:人民报,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自2024年尤其是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坛悄然出现一股耐人寻味的逆流——一种「不明言」的去习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过程虽非正式宣告、未见剧烈震荡,却在制度细节、舆论氛围、官僚话语和外交姿态中逐渐浮现。它意味著什么?是体制自我纠错,还是权力结构崩塌的前奏?如果我们将「去习化」视为风向标,那么习近平权力的「暗中旁落」,或许正预示著失控型极权体制终局的悄然到来。
一、高层决策频频出现「集体模糊」的迹象
习近平的权力并未被公开挑战,但却正在遭遇「结构性削弱」。自2024年以来,中共中央的高层决策频频出现「集体模糊」的迹象。例如,重大经济政策如「新质生产力」在宣传上虽仍冠以「习思想」,却不再有个人高度介入的直接指令。而党媒对习近平的聚焦频率亦在显著下降——曾经的「定于一尊」风格逐渐让位于「集体协商」的修辞。
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习近平主动收权,似乎是体系自身的防御性重构。自「清零政策」全面失败以来,高层政治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习近平作为极端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已不再是风险中的「中流砥柱」,而成了潜在的责任中心。在一个以保位为本能的政治系统中,官僚集团本能性地寻求「去风险化」——即「去习化」。
二、系统只剩下一个选择:让「核心」暗中边缘化。
「去习化」并非仅是个人色彩的稀释,更深层是权力核心的松动。过去十年里,习近平透过反腐运动重塑了「忠诚」结构,但这种基于恐惧的体制并未真正建构稳固的制度认同。极权的悖论在于:权力高度集中时,看似稳定,但任何一处裂缝都会导致整体性失衡。
近期迹象表明,「去中心化」的过程已在关键部门中展开:
1、经济系统:中共经济官僚群体正在绕开习式思维,回归务实主义,重新引入「市场」与「改革」话语;
2、外交系统:中共外交体系也正在摆脱「战狼」思维,重建对西方的实用沟通;
3、宣传系统:中宣部对个人崇拜的调门正悄然降低,更多转向「安全叙事」与「集体责任」框架。
这不是权力斗争的胜负之分,而是一场体制自我生存逻辑的调整。在「无法彻底清算」与「无法再盲从」的矛盾之间,系统只剩下一个选择:让「核心」暗中边缘化。
三、极权失控的终极悖论:没有人能接盘,也没有人敢下车
极权体制的终极困境在于:所有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动」,而一旦有人动,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崩塌。这种「困兽式均衡」使得去习化只能采取「非线性推进」方式:无剧烈断裂,但逐步抽空。
此刻的中国政局已陷入「极权结构失控」的阶段性征兆:
1、资讯控制与现实脱节加剧:舆论对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社会不满几乎集体沉默,政务系统日益失真;
2、决策体系「虚假协商化」:所有重大决策都以「党中央决定」名义发布,但背后实际是多方权衡妥协后的最小公倍数;
3、责任机制的层层卸载:出事的地方政府、金融系统、政策部门,普遍选择「下沉责任」,推诿于系统之外——但「习核心」却无法彻底摆脱象征性负担。
于是,习近平既不能被彻底边缘,也不能继续主导全局——他成为极权体制无法承受的「隐形负资产」。这种状态,既不稳定,也无退路。
四、终局展望:体系解体征兆潜藏在「去习化」的暗流中
历史经验表明,极权体制的终局往往并非某一日的剧烈革命,而是制度长时间「失控」下的突然坍塌。当系统内每一个单元都在「等待别人率先解构秩序」时,真正的崩盘往往在「看似平静」的时刻到来。
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变局可能不会以「宫廷政变」或「群众起义」的形式展现,而是体制内部对「负权力」的持续卸载最终导致集体行动能力的丧失。在那一刻,哪怕没有一个公开的反对者,体系也会因「无人想再维系」而解体。
而这一切的征兆,或许正潜藏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去习化」的暗流中。
结语:极权的终局,将不再需要敌人
习近平时代的象征意义,正在从「高度集中」转向「系统沉默」。这不是他个人意志的失败,而是极权结构在现代条件下自我耗散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治体已无「权威可依、责任可负、愿景可信」之时,它将不再需要敌人——自己就能完成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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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习化」不是民主的到来,但可能是极权体制坍塌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