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章天亮
中共的官员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走上仕途的。习近平一方面对他们严厉督责，让他们出政绩，另一方面又严厉禁止他们谋取个人利益。一旦出错又有严厉的惩罚，等于他们一点好处捞不到，但却必须承担无限责任。没有任何官员会过得舒服，因此一旦真的出现风吹草动，他们一定扮演那个墙倒众人推的角色。
我们刚刚说到21大中共党代表的审查规则，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2442，或者说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与此呼应的是，五中全会结束以后，《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一系列高级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王沪宁、蔡奇、李希等政治局常委纷纷谈全面从严治党，强调习近平的政治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是王沪宁的文章，称习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直面过去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不严不实不力等问题。把这些文章与二十一大代表选举通知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政治现象：越是接近最高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公开政治语言就越强调一致、忠诚和维护核心。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满朝文武都在高唱赞歌，是不是就意味着最高领导人真正获得了所有人的忠诚？
我倒觉得，事情可能恰恰相反。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忠诚程度，与他真正的忠诚程度，未必成正比，甚至相反。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让我违心的夸某个人，我是夸不出口的。能把习近平夸成这样，肯定是口不对心的小人。这种小人，说什么都不值得相信。尤其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公开表态越激烈，越值得追问其背后的动机。
一个人赞美最高领导人，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有的人确实认同他的理念，有的人是为了获得职务晋升，有的人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还有的人纯粹是出于恐惧，担心自己不表态就会被怀疑政治不忠诚。这几种忠诚，表面上可能完全一样，但是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结果就可能截然不同。真正建立在原则和信念之上的忠诚，未必会随着个人利益变化而改变；但如果一个人的忠诚本来就是建立在权力、职位和利益之上的，那么当原来的领导人失去权力时，他改变效忠对象，在行为逻辑上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从来不是忠于某个人，而是忠于能够给予自己利益的权力。
这个分析用在王沪宁身上就特别合适。一些人管王沪宁叫三姓家奴，因为他跟过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每个人他都能发明一套理论。但他真的终于江泽民和胡锦涛吗？肯定不是。否则他在起草五中全会要通过的关于从严治党的决议时，为什么要写下“直面过去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不严不实不力等问题”，这不就是在批评江胡时代的党建吗？没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提拔，就不会有王沪宁的今天，但王沪宁如果可以背叛江胡，甚至在栗战书想要在胡锦涛被架出二十大会场的时候站起来送一下，或者有所表示，王沪宁阻止栗战书，那么他为什么不能背叛习近平呢？
但这里我要说，王沪宁在一手打造要终于习近平的理论的时候，却也亲手为习近平埋下了人亡政息的种子。为什么呢？五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官对习近平的滚滚谀词，网上有人比作星宿老怪的弟子，平时夸星宿老怪德配天地、威震寰宇，但星宿老怪被虚竹打败之后，这些人立刻就开始可颂虚竹。中共高官比这些江湖混混还不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一句名言，叫做“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句话出自《日知录》的《廉耻》篇。顾炎武为什么特别强调士大夫的廉耻？因为士大夫是读书明理的人，读的是圣贤之书，给老百姓做一个道德榜样的，老百姓也尊重读书人。因此读书人本来应该做文化道统的守护者，他们的无耻，就会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
王沪宁，就是这么个人。他让我想起五代十国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冯道。冯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官僚。他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多个政权，还曾在契丹统治时期任职。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灭亡了一次又一次，冯道却长期维持高官厚禄。他甚至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回顾自己一生的仕宦经历。欧阳修读了以后，非常愤怒，认为冯道居然把历仕多朝当成值得夸耀的事情，称他无廉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批评得更加尖锐。他说，冯道在国家存在的时候，占据高位却不能坚持原则；国家灭亡的时候，又赶紧保全自己，迎接新的统治者。司马光最后用了两句话，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批评政治投机者最有名的文字：“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什么意思？皇帝一个接一个地灭亡，冯道却始终富贵如常。司马光甚至把冯道称为“奸臣之尤”。
不知道习近平能否认识到王沪宁才是真正的两面人。至少他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就是两面人。如果江胡在位，他绝对不敢说管党治党弱化虚化这种说法。
事实上，我觉得习近平走到这一步，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他可以信任的人。假如最高领导人认为，既然官员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既然有人可能不忠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整肃、不断撤换，把整个官僚系统变成一部机器，每一个人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螺丝钉。最近《大纪元》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认为习近平正在试图建立这样一套政治体系。一个官员出了问题，马上换另一个；一个部门出现独立的权力中心，就把这个权力中心拆掉；所有零件都必须服从最高领导人的指挥，没有任何一个零件能够影响整部机器的运行。
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了，完全不现实。我们以前谈过现代政治学中的两个概念，一个叫政务官，一个叫事务官。政务官主要负责政治决策、政策方向和政治责任，事务官则负责具体行政执行、专业管理和组织运作。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分离的，但是在具有成熟职业文官制度的国家，通常存在这样一种分工。政务官可以随着政府更替而更换，事务官却需要保持相当程度的连续性。比如美国换了一届总统，可以更换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但是不能因此把整个国务院、财政部和国防部的专业人员全部换掉。因为一个国家的财政如何运行，外交关系如何维持，军队如何进行装备采购，情报系统如何分析风险，都需要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一个部长可以今天上任、明天下台，但是几十年积累的行政经验，不可能通过一纸任命令立即覆制出来。
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权力可以授予，能力却不能授予。你可以任命一个人为财政部长，但不能因为任命他，他就自动懂得国家财政；你可以任命一个人为军队司令，但不能因为授予军衔，他就自动拥有指挥覆杂现代战争的能力。一个国家机器真正能够运转，靠的不只是上面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还靠下面有一整套专业知识、制度程序和组织经验。
中国历史上其实早就有人认识到了皇帝与官僚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北宋有一位名臣叫文彦博，在宋神宗时期与王安石讨论变法问题。文彦博认为，祖宗法制不应该轻易改变，否则会失去人心。宋神宗反问他说，改变法制，士大夫确实有很多人不高兴，但是对于老百姓有什么不利呢？文彦博回答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出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里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通常被理解为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文彦博的这句话至少反映出一种政治现实：皇帝虽然拥有最高权力，却不能脱离官僚集团独自治理国家。
由于习近平不能没有官僚体系，而独自治理国家。那么他对于官僚的管理必然让官僚们离心离德，于是习近平就对他们进行更加严厉的管理和处罚。我想起《史记·李斯列传》中的一段历史。秦二世胡亥继位以后，想要尽情享受皇帝的权力，又不愿受到任何人的约束，于是李斯迎合他的想法，献上了一套所谓的“督责之术”。李斯说，实行督责之术以后，就可以做到“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也就是皇帝能够控制天下所有人，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皇帝。李斯还说，“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就是让所有人为君主服务，而不是让君主为天下人服务。
可是，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李斯帮助秦朝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官僚制度，后来又劝秦二世进一步强化君主对臣下的控制，最后他自己却死在了这套政治权力结构之中。当赵高陷害李斯、秦二世决定处死他的时候，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丞相，也无法依靠有效的制度程序保护自己。秦国依靠法家变法形成的行政动员能力，最终统一了六国；但最终也因为专任法家，导致严刑酷法，民怨沸腾而亡。大秦帝国可谓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王沪宁在《人民日报》文章中强调习近平解决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这属于中共关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正式政治叙事。还是在使整个官僚体系越来越依赖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判断？这种整齐划一使得一个组织只有刚性，没有韧性，平时看上去可能非常整齐，遇到重大冲击时却可能缺乏缓冲和纠错能力。用材料力学来打个比方，钢铁的坚硬与材料的韧性不是一回事，能够抵抗形变，并不意味着不会断裂。政治制度也是如此。
中共的官员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走上仕途的。习近平一方面对他们严厉督责，让他们出政绩，另一方面又严厉禁止他们谋取个人利益。一旦出错又有严厉的惩罚，等于他们一点好处捞不到，但却必须承担无限责任。没有任何官员会过得舒服，因此一旦真的出现风吹草动，他们一定扮演那个墙倒众人推的角色。
所以王沪宁为习近平献上的这一套党建理论，恰恰是一个亡党理论。
来源：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