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来稿 作者: 尺素笺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陕西督粮道张集馨调任四川按察使。赴任前进京陛见,道光皇帝连续召见三次。第二次见面,道光便谈四川治安,说当地刑案之繁“甲于海内”,每年秋审勾决,仅四川一省便要占去一天,杀人重案层出不穷。皇帝给出的办法也很明确:该杀就杀,不可宽纵。第三次召见时,道光又把国家比作一座年久失修的大房子,东边倒了补东边,西边坏了修西边,若任其破败,最后便不得不“大动工”。
道光其实知道房子旧了,只是他能想到的办法仍然是修。
张集馨到四川以后,很快发现,皇帝口中的“戾气所钟”并不只是刑罚宽严问题。当时四川最棘手的治安力量,是所谓“啯噜”或“啯噜子”。这些人多为流动性很强的游民、脚夫、短工和无固定生计者,结伙之后参与抢劫、绑架甚至杀人。四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庞大的流动人口,与清初以来的人口变迁密切相关。明末清初长期战争使四川人口锐减,清廷为恢复生产和赋税,大量招徕湖广、江西、广东、陕西等地人口入川垦荒,这便是后来所谓“湖广填四川”。
早期四川地广人稀,移民容易获得土地,这套政策确实恢复了经济。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容易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却继续增长。越来越多后来者已经无法像祖辈那样“入川即得田”,只能在城乡之间从事零散劳动。这里所谓“无业”,不能简单理解成今天的城市失业,他们可能做纤夫、脚夫、小贩和短工,只是缺少稳定土地、职业和社会身份。一旦市场波动、运输停滞或地方秩序松弛,这些脱离传统宗族、乡里和保甲关系的年轻男性,便很容易进入结社、赌博和暴力网络。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当时四川“啯匪横行”,杀人、抢劫、勒赎几乎无日无之。更麻烦的是,这些匪徒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同地方社会形成了一张灰色关系网。大规模抢劫中,真正主持其事的往往只是少数头目,普通参与者只是临时跟随;官兵一来,大头目常常事先逃脱,抓到的却只是外围人物。原因也不复杂:部分营兵与游民熟识,地方豪强、差役可以帮助藏匿、销赃,而州县官员又担心境内大案太多影响考成,于是干脆“讳盗”,隐瞒不报。
张集馨说:“讳盗最为虐政,既为民患,又长盗风。”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不是只有匪徒在破坏秩序,官僚制度本身也在奖励隐瞒问题的人。
因此,张集馨提出“治盗必先治窝,缉贼必先缉王”。所谓“王”,就是啯匪头目;所谓“窝”,就是让他们藏身、销赃、得到消息并逃避追捕的地方关系网。在四川总督琦善和提督向荣支持下,他集中追捕头目,又整顿基层营兵和地方保甲。过去绿营官兵军饷微薄,剿匪也未必有前途,张集馨便推动以捕盗战功作为武职升迁依据,让原来可能包庇啯匪的人反过来有动力捕匪。地方上则恢复保甲,要求发现可疑人物及时报告,官差接报后必须核验,从而压缩啯匪赖以生存的灰色空间。
效果相当明显。到1849年前后,四川治安显著改善,张集馨自己也说“地方幸得安静”。
但就在这一年,他调任贵州布政使,再次进京见道光。皇帝问起四川,张集馨说,四川原本是鱼米之乡,“民间生计不甚艰难”,真正的问题是“游手好闲者太多”,因此地方容易滋事。道光问:“然则如何?”张集馨答:“除有犯必惩,遇案严拿以外,别无他法。”
“别无他法”四个字,几乎可以看作传统帝国面对这类社会问题时的无奈总结。
张集馨并非不知道问题比盗匪复杂。他已经看见流动人口增加,看见地方官讳盗,也看见军队、差役、豪强和匪徒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一个按察使手里的工具,终究还是保甲、缉捕、刑罚和官员考核。这些办法可以恢复秩序,却无法重新安排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
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快速增长,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扩张空间越来越有限。四川曾经靠移民垦殖吸收大量人口,到19世纪,这个空间已经明显收窄。同时,国家对高速流动的人口、非农劳动和脱离乡里关系的社会群体,也没有发展出新的治理方式。太平时期,这些人还能被地方社会勉强吸收;一旦再叠加灾荒、财政困难、战争和行政失灵,原本分散的压力便可能迅速转化为暴力。
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太多,所以必然造反”,更不能简单说清朝只要提前工业化,就能把所有问题解决。太平天国的形成还有宗教、族群、地方冲突、财政和国家能力等多重原因。但张集馨在四川遇到的困境,确实是晚清大问题的一个缩影:旧有的土地、乡里、保甲和官僚体系,已经越来越难消化一个人口更多、流动性更强的社会。
张集馨在四川的整治因此既成功,也暴露了限度。他抓住了啯匪猖獗的组织机制,抓头目、断关系网、改变官兵激励,短时间内便恢复了秩序。但有些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按察使能够解决的。
他能修的是门窗。
而道光口中的那座大房子,问题已经开始出在梁柱上。
一个王朝真正走向危机,并不一定因为所有官员都昏庸,也不一定因为没有人看见问题。有时候恰恰相反:皇帝知道房子在坏,能干的官员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他们甚至能够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得相当漂亮。
只是旧制度能够提供的工具,已经不足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