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治療成本過十萬，澳大利亞年輕人為何退購私保？
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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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持續攀升的生活成本
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群
焦慮不已的保險公司
前 言
新冠疫情當前，不少不幸中招的患者在醫院的花費過十萬，並且很多葯並不屬於醫保報銷範圍內。
在小城市，這筆費用可能是一個家庭數年的積蓄。
同期，過去一個季度，澳大利亞退出私人醫保的人又驟降上萬人。
很多人直言，購買私人醫保就為防範各種突發情況。然而，究竟什麼導致如此多的人要省下這筆本不應該省下的錢呢？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亞智庫格拉頓研究所（Grattan Insitute）也抨擊本國私人醫保體系是「「死亡螺旋」。
保險業最高長官更是直言，除3大基金，其它保險公司不是委身於人，就得倒閉。
為此，不少公司氣憤上書財長要求炒了這位高官的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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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攀升的生活成本
醫療、教育、保險和育兒……這些都是澳大利亞家庭必需支出的一部分。
然而，在過去二十年的時間內，這些服務和產品的漲幅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工資和薪金增長。
這種漲幅有多大，舉個例子，您可能更容易理解。
根據澳儲行的估計，加入2000年一籃子此類典型商品和服務價值200澳元，到去年年底，您會發現它已經猛增61％，達到322澳元。相比之下，同期的年均通脹率則僅為2.5％。
另外，富達國際（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研究顯示，相比20年前，育兒費用增加了97％，住房費用增加了94％，食品和非酒精飲料費用增加了62％。
其中，最貴的還是當屬醫療支出。
數據顯示，過去20年間，醫療和醫院護理費用幾乎翻了三倍。
以私人醫保為例，20年期間平均漲幅大約為118%。
現年50歲的邁克爾·費里爾（Michael Ferrier）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他和妻子購買了最高級別的私人醫療保險，每年繳納保費6000澳幣（約合2.85萬元人民幣）。
他說：保費很貴，並且是越來越貴。」
「相反，我們並沒有從中獲得太多的價值。但是，就像所有保險一樣，你購買保險是為了防備緊急情況，或者您不希望發生的情況。」
幾年前，費里爾84歲的父親接受了前列腺手術，儘管購買了最高級別的私人醫療保險，但是自費費用仍高達12,000澳幣（約合5.7萬人民幣）。
費里爾說道：「我父親發現，手術不能報銷的部分為9800澳幣。另外，我父親在術前必須接受幾次MRI（磁共振成像掃描）檢查，這部分費用私人醫保不報銷，國民醫保（Medicare）也不報銷，結果導致這部分自費費用接近2000澳幣。」
保險公司Integrity Life董事總經理克里斯·鮑威爾（Chris Powell）表示，生活成本的飆升意味著許多家庭正試圖通過放棄購買應急保障產品（例如完全及永久殘疾保險、人壽保險和私人醫保）來節省開支。
該公司的研究顯示，目前，大約有45%的澳大利亞居民表示沒有購買保險來應對可能出現的突髮狀況。
公司董事總經理說，「總體生活成本上漲意味著他們不太可能擁有可以幫助支付此類產品(例如醫療保險）的余錢。」
衛生部長格雷格·亨特（Greg Hunt）最近證實，今年私人醫療保險費用上漲平均限制在2.29％。
漲幅將於4月1日生效，為18年來最低水平。即便如此，還是遠高於2019年1.6％的通脹率。
2
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群
無論是政府也好，醫保行業也罷，他們所擔心的事情正在發生。
無論是澳大利亞智庫格拉頓研究所（Grattan Insitute），還是保險業最高長官傑夫?薩默海耶斯（Geoff Summerhayes），他們的言論也並非沒有事實根據。
首先，死亡螺旋是經濟理論和人口老齡化的基礎數學所預測的結果。
根據澳大利亞的私人醫療保險規定，無論年齡或健康狀況如何，每個人都為同一產品支付相同的保險費。
這意味著年輕、健康的投保人在補貼老人和病患。與購買汽車保險不同，您不會因為沒有申請過理賠就可以獲得獎勵。
導致整個系統無法持續的問題在於：大量嬰兒潮一代進入膝關節和髖關節置換的「黃金」歲月，與老人和病人相關的醫療成本一直在上升。
另外，上述以及其他與年齡相關的「擇期」手術主要在澳大利亞的私人醫保系統中進行結算。因此私人醫保保費不可能下降，導致無論是否年輕和健康，保費逐年激增。
儘管老人和病患仍然可以從私人醫療保險中獲益，並且避免公共系統中擇期手術漫長的等待時間。
但是，年輕、健康的人群卻不再樂意為此買單，尤其是在其他生活成本攀升的情況下。
於是，我們看到年輕人「成群結隊地」退出了私人醫療保險。
數據顯示，僅在過去的兩年中，約有127,000名20-34歲的年輕人放棄了購買私人醫保。
相比之下，年齡在70至84歲之間投保人增加了107,000多人。
因此，隨著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和健康的人，而越來越多的老人和病人，保費被推得越來越高，直至「死亡」。
據APRA于上周發布的估計，到2025年，還將有345,000份私人醫療保險投降。這是該行業面臨的死亡螺旋式上升。
如果沒有年輕健康的人使用健康保險並且不支付保險費，該系統將無法正常工作。它變得不可持續，它在我們的公私合營醫療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受到阻礙。
3
焦慮不已的保險公司
對於澳大利亞私人醫保部門而言，本財報季的殘酷現實仍在上演。
在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APRA）保險業務的最高長官傑夫?薩默海耶斯（Geoff Summerhayes）口中所說的三大醫療基金中，Medibank是最大的一家。
這家澳大利亞最大的私人醫療保險公司于上周發布了財報。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半年內，受理賠增加影響，公司凈利潤同比下降9％，錄得1.786億澳元。
同期，Medibank支付了29億澳元的理賠，而保費收入僅增長了2.4％，至33.16億澳元。
受此影響，Medibank股價下跌2％，至2.92澳元，為近一年來最低水平。
首席執行官克雷格?德拉蒙德（Craig Drummond）指出，私立醫院假肢費用激增是導致理賠增長的主要因素，並且增長的「並不正常」。
他說：「假肢成本增加了6.4％，占醫院理賠增長的69％。考慮到近一半的醫院使用量增長了1.1%，這是不正常的。」
德拉蒙德表示，儘管Medibank已設法將成本降低了近10％，但是照這樣下去再怎麼節流也跟不上病患花錢的速度。
為此，他只能求助於政府，呼籲聯邦政府對行業進行更廣泛的改革，終結目前「瘋狂」的假肢系統。
值得一提的是，「假肢」一詞是指政府假肢清單上列出的所有物品的統稱，包括諸如起搏器和髖關節和膝蓋置換術之類的核心器械、以及諸如膠水和海綿之類的雜項。
該清單由聯邦政府任命的專家組編製。
Medibank的業績發布之際，2019年最後三個月有近10,000名澳大利亞人放棄購買私人醫療保險，使擁有私人醫保的會員比例降至12.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並加深了該行業的「死亡螺旋」危機。
NIB則是三大醫療基金中的另一家。
和Medibank一樣，受醫院理賠額激增影響，NIB上半財年凈利潤同比下降近25%。
NIB董事總經理馬克·菲茨吉邦（Mark Fitzgibbon）將健康保險理賠費用飆升歸咎於「不正當」的激勵措施和政府干預
截至12月31日的六個月中，NIB的基本營業利潤為8320萬澳元，較去年同期下降27.2％。
NIB的保單持有人數增長了1.4％，收入增長了6.4％，達到13億澳元。但是，同期理賠增長更快，達到10.2％。
最重要的是，NIB低估了2019財年下半年的理賠增長率，這意味著其儲備金低於預期。
受此影響，NIB稅後淨利潤為5710萬澳元，比上年下降了23.1％。
菲茨吉本（Fitzgibbon）先生提出了一份改革清單，想要解決格拉頓研究所提出的「死亡螺旋」。
其中包括取消政府對保費的限價措施，以及假肢器械定價、消除醫療器械支付相關的道德風險。
簡而言之，NIB支持的是一個「監管減少、市場定價」的機制。
END
私人醫療保險行業是一個接受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補貼的行業，但是整個行業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
私人醫保投保人邁克爾·費里爾（Michael Ferrier）表示，作為消費者，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夠物有所值。
他說：「人們需要有一種購買了合適保險的感覺。同樣，我認為不少人對目前的保費上漲和承保範圍收緊持有懷疑的態度。因此，他們會有一種物不所值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一個私人醫保體系，但是眼下似乎需要一個相當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