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顯示，澳洲Gen Z男性在性別角色的觀念上比其父輩更為保守，相較同齡女性以及Gen Y和Gen X的男性更傾向於傳統。這與通常認為年輕一代更為進步的幾十年趨勢相悖。
在過去幾十年裡，社會學家、政策制定者乃至公眾輿論都傾向於認為：「年輕一代」意味著「更自由、更平等、更進步」。但一份來自澳洲經濟研究機構e61的最新報告，正悄然打破這一認知。
數據顯示，相比Gen Y（1980–1994年出生）和Gen X（1965–1979年出生）男性，澳洲Z世代（1995年以後出生）男性在性別角色上的態度更為保守。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一代男孩的性別觀，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已回擺至接近65歲以上老年群體的水平。
這是社會鐘擺回擺的必然，還是網路語境、文化衝突、權力焦慮共同作用的結果？當我們試圖理解這組數據時，也許更重要的是看清它背後的裂縫：「年輕人」不再是一個統一的進步體。
（圖片來源：《悉尼晨鋒報》）
這份報告基於對澳洲國家家庭收入與勞動力動態的長期追蹤調查（HILDA）數據分析，研究參与者針對兩項陳述的態度：一是「男性天生更適合政治領導」；二是「父親應與母親一樣參与育兒」。
e61經濟學家Erin Clarke指出，15至24歲的男性在這兩項指標上表現出更高比例的「傳統傾向」，態度甚至更為保守於25-64歲段的男性群體，僅次於65歲以上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趨勢並未在年輕女性群體中出現。相反，15至24歲的女性依然是所有性別與年齡交叉群體中「最進步」的群體，她們對平等養育與女性領導表達出壓倒性支持。
為什麼最年輕的一代，在性別議題上的立場反而向右回擺？
Clarke表示，即便考慮到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居住地等人口統計變數，這種趨勢依然成立。「這說明，我們無法僅靠經濟或社會變數解釋這一現象，這是一種更深層的文化或情感層面的反應。」
有評論指出，這可能是#MeToo運動、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社交媒體情緒化話語氛圍以及像Andrew Tate等極端性別人物在網路空間走紅的多重影響所致。
Tate曾因鼓吹厭女言論而在全球多地被封殺，儘管身陷法律指控，卻依然在年輕男性之間具有相當影響力。他所販售的「男性困境」與「陽剛反擊」，正在悄悄填補一部分男孩在身份焦慮中的心理空缺。
人口學家Mark McCrindle對此提出另一種視角。他認為，這種變化可能源於機會結構的再分配所引發的「相對剝奪感」。
「當社會努力糾正性別不平等時，一部分Z世代男性並未親歷上一代女性遭受的不公，卻切身感受到某些領域中女性正獲得更多制度性支持——這讓一些年輕男性產生了被忽視甚至『被邊緣化』的錯覺。」
與此相對的是，這一代女性，尤其在西方社會成長環境中，受到更完整的制度保護、更廣泛的社會同理機制支持。她們不再像母輩那樣為基本權利而抗爭，而是在一個已經重設語境中成長。這種「未見不平等」的成長背景，也使得她們在某種程度上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有所放鬆。
換句話說，兩代青年在不同的現實體驗中走向了情緒認知的錯位。
Clarke警告稱，如果這一趨勢繼續擴大，不僅是代際分歧，更是性別維度上的裂縫。
「政治人物不能再用『年輕選民』這個標籤簡單統稱Z世代，他們在性別、態度、需求上的分化已非常明顯。」
事實上，在選舉層面，這一趨勢已初現端倪。根據《Resolve Political Monitor》的近期數據，年輕男性開始傾向於支持右翼候選人，而年輕女性依然多投向左翼陣營。這意味著，以往「年輕人整體偏左」的選舉特徵將逐漸被打破。
更深層的挑戰在於，當青年內部形成價值撕裂，他們在公共政策中代表自身訴求的能力將進一步削弱。
必須承認，今天的Z世代男性正成長於一個充滿對抗性的文化環境之中。他們所接收的信息來自多種渠道：TikTok上的男權博主、極端論壇、脫口秀、甚至AI演算法定製的信息流。
在此背景下，重新定義「健康的陽剛氣質」與「平等的性別合作」顯得尤為迫切。我們需要在公民教育、家庭引導、社群建設層面，為男孩們提供一個可供表達、被理解、不用以對抗為前提的空間。
正如McCrindle所說：「性別觀念不應是彼此對立的戰場，而應是社會共同前進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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