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如今的習近平比當年的江澤民更需要王滬寧》中已經介紹了曾有王滬寧的門生向筆者介紹過王滬寧與新權威主義的淵源，認為王滬寧對「新權威」的關注應該是早於蕭功秦、張炳久和吳稼祥。
已經有細心的讀者提問令筆者關注到上篇文章中把張炳久筆誤為張鳴九。特此致謝！
按照當年王滬寧的門生之一對筆者的介紹，王滬寧對「新權威」的關注始見於他的一份內部報告，而在「新權威」後面加了主義二字再進行正面宣傳，無疑是有違于中共的理論正統。
筆者曾在網上讀到一篇盧毅的文章《2009年回顧一場幾乎被遺忘的論爭——「新權威主義」之爭述評》。文中說：大約20年前，中國思想界曾經發生了一場圍繞「新權威主義」的論爭。它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卻充分反映了當時一些知識份子對中國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對其進程亦起到相當的影響，甚至延續至今。在論爭日趨熱烈之時，相關報導頻頻見諸報端。但時過境遷之後，近20年來則幾乎無人提及，這顯然是與其地位不相稱的。
盧毅這位中央黨校的教授介紹說：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據其代表人物吳稼祥介紹，1986年，他在上海就聽到眾多青年學者談論政治精英，談論現代化過程中的集權作用，談論東亞諸國和亨廷頓。時任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的王滬寧曾有一份報告，力陳改革必須有中央權力的必要集中。當時，北大博士生張炳久也在北京大學和中央黨校舉辦的沙龍講演上，主張我國現階段應採用半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以適應發展中的商品經濟需要。這些思想剛開始時被視為有悖於民主化進程，受到了理所當然的冷遇，幾乎無甚反響。
時至1988年，思想界日趨活躍，而新舊體制不戰不和的僵持局面又使我國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日益嚴重，新權威主義緣此東山再起。6月，在中宣部研究室召開的座談會上，張炳久重申他兩年前的主張，認為中國當務之急是使社會生活兩重化，即經濟上實行自由企業制、政治上實行集權制。他認為，從經濟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中間尚需必要的歷史環節，只有在商品經濟相當規模的發展中，這些環節才能提供出來，成為多元政治的社會基礎。在這個階段，籠統地提出民主，過早地採行多元民主制的政治運行機制是不聰明的。比較起來，由一些具有堅定的政治目標又不性急冒進的政治精英採取強制性的手段，穩步推行市場經濟，並在此過程中為實現多元民主制創造條件，可能是一條更為可行也更穩妥的選擇，即實行「半集權制」。他還批評說：「民主制要經過歷史的發育。一些激進的人們不明白民主制尚須有歷史發育的過程，因而有立即實行普選、議會政治、多權分立等等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其效果卻會是欲速則不達。」
同年7月，上海學者蕭功秦將新權威主義歸於過渡性權威主義的一種，認為它是有別於開明專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政治模式選擇……
與此同時，時任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的吳稼祥也在《新權威主義述評》、《再談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研究提綱》等一系列文章中，系統闡述了對新權威主義的認識，提倡以新權威主義推進穩健民主。他認為新權威主義與傳統集權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中的障礙，以保障個人自由。剝奪還是保障個人自由，是新舊權威主義的分水嶺。」。
在論證新權威主義的必要性時，吳稼祥首先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他認為任何國家的政治體制走向現代都必須經歷新權威主義，國際經驗中沒有任何國家提供過首先建立現代化議會民主政體可以反過來更快地推進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的成功例證。相反地，我們從中國近代史看到，先於市場化到來的政治多元化往往導致分裂混亂、幫會政治或軍閥割據。由此可見，新權威是避免彎路，迅速通過市場化開往民主化的特別快車。
按照吳稼祥的說法，當時批判新權威主義的文章層出不窮，而支持新權威主義的人則了了無幾。根據吳稼祥後來提供的名單，當時參与批評與批判「新權威主義」，八九六四事件之後被中共政權政治整肅甚至投入監獄或者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識界代表人物有一大批，比如 曹思源、戈揚、胡績偉、李澤厚、劉曉波、王若水、萬潤南、許良英、遠志明、嚴家其、于浩成、張顯揚等。但是，支持新權威主義的政治下場同樣也好不到那裡去。從八十年代中後期活躍無比的那一大批青年理論界精英里「脫穎而出」的只有一個王滬寧。
二十年前筆者在《江澤民的幕僚》一書中已經介紹過：若是按照西方對「知識分子」概念的定義,江澤民的全部幕僚中,唯有王滬寧可以自詡是知識分子出身,甚至還一度被認為是「體制外自由派知識分子」。正因為如此，王滬寧以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身份加盟江澤民智囊團的事實本身，便在中共黨內黨外引出一番強烈震動。
八九「六四」事件之前,在王滬寧的積極爭取下,他所在的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教研室單獨成系,王滬寧擔任系主任。不久，他又兼任了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與蕭功秦王稼祥和張炳久等人相比,，王滬寧同樣是反對浪漫和激進的。但他進入政治學領域之初，便緊緊抓住改革與穩定的相關研究這一當年也是如今共產黨政權的核心命題。所以雖然王滬寧和那些「新權威主義者」們骨子裡都是維護共產黨權威的，但正所謂「不但要走對路,還要進對門」,王滬寧那套獨特的研究語言,妙就妙在不但深入淺出,讓以江澤民為代表的,技術官僚出身,對當代政治學內容一竅不通的領導人們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覺得順耳,而且絕對能夠堂而皇之地端上共產黨的會議桌面。
整個八九學運過程中,王滬寧表現非常低調,既未熱血沸騰,也未公開出面替政府辯護。「六四」鎮壓過後,凡有較大影響力和讀者群的刊物、報紙上乾脆見不到王滬寧的文章,自然給人以消極抗議的感覺。所以北京方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剛剛聽到王滬寧調進中南海的消息時一時都覺得難以置信，弄不明白王滬寧是什麼時候開始受到江澤民的器重。
接著,各種傳說紛至沓來。有人說是曾慶紅力薦王滬寧成功，有人說是吳邦國在接替上海市委書記后即已經請王滬寧主持上海市委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部門,王滬寧猶豫之間吳邦國已經進了中央,於是也有了王滬寧隨之前往;也有人認為汪道涵長期對上海社會科學界特別關注,對其間出現的新人、新觀點興趣無窮,王滬寧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已經是汪老前輩的「青年知己」,故汪老前輩早就在江澤民面前對王滬寧推崇有加……
無論是那一種傳說更接近事實,王滬寧的理論建樹令江澤民等中共當時的台前領導人找到了「共同語言」是毫無疑問的。注意一下中共十四大政治報告中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重新解釋，注意一下九二年下半年以後江澤民、李鵬、喬石等人在各種場合里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承諾就會發，,類似的話語在王滬寧此前的文章和著作中都能找到。比如王滬寧關於「一定的政治體制必須適應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不能靠移花接木(即不能搞『全盤西化』),也不能搞揠苗助長(即『穩定第一』)」的論述,關於「發展民主政治不能超過我國現階段的條件」,「以發展生產力為中軸來發展民主政治,發展民主政治才能卓有成效」等論述,實際上已經成為江澤民等人對內對外講話的模式化用語;而王滬寧關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政治,必須有統一和穩定的政治領導」、「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等論述,更是為江澤民等人運用自如。所以當時中國大陸已經有人說王滬寧的論文選實際上已經成了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政治辭典」,並不誇張。而這也正是江澤民之後的胡錦濤，胡錦濤之後的習近平一個更比一個需要王滬寧、器重王滬寧的原因。無論北京政壇內關於王滬寧與栗戰書已經矛盾至「不共戴天」的說法是真是假，栗戰書在習近平身邊的作用是可以被他人取代的，但王滬寧才是無人可以取代。外界有評論文章形容栗戰書和王滬寧形同習近平的左膀右臂，但事實上栗戰書不過是為習近平「賣力氣」的，而王滬寧則是為習近平出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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