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將以馬列毛鄧和王滬寧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高新）
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栗戰書為習近平「賣力氣」，王滬寧為習近平「出思想」》中已經介紹了江澤民時代的中共政壇里已經有人說王滬寧的論文選實際上已經成了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政治辭典」,並不誇張。
筆者二十年前的文章《專家當智囊,教授變幕僚—-江澤民的政治化妝師王滬寧》向外界詳細介紹王滬寧被江澤民重用的時代背景。
中共用槍杆子取得對整個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之後,毛澤東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便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領袖身份：鄧小平一句「改革開放」令十二億中國人民有了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機會,隨奠定了他一言九鼎的權威地位。歷史把江澤民推向中國黨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同時，便宣告了中共政權個人英雄主義時代的結束和平庸政治時代的開始。而在平庸政治時代的「領導核心」絕沒有可能僅靠一句口號、一聲號令便可使億萬臣民伏首貼耳,必須在前朝舊制基礎上升華出一套新的,系統的政治概念,籍此彰顯自己的合法性,並在此基礎上指導治國救黨之實踐。不然，這代核心非但自己的領導地位朝不保夕，整個共產黨政權也有可能毀在這代領導集體手中。
這段二十年前的分析，如今用在習近平身上仍不過時。
二十多年前，帝師汪道涵想江澤民所想,急江澤民所急,一句「第三代領導核心要有(不同於毛、鄧的)自己的東西」,更使江澤民對建立自己理論體系的問題有了一層緊迫感。問題是當時鄧力群為他江澤民保舉的大內御筆滕文生雖然能夠及時將他江澤民的意圖妙筆生花,但畢竟只是一介「操作型」的人物—-「秉筆太監」而已。在王滬寧的眼中,當年的滕文生無疑應屬於那種只會圖解政治,全不知道政治學是怎麼回事的人。而與滕文生,以及他那一代和他上一代的「政治理論家」相比,王滬寧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夠從現、當代政治學角度來包裝「第三代領導核心自己的東西」。
換言之,當年的大內御筆的滕文生,靠得是自己的隨機反應在江澤民處得到重用;而王滬寧則是以現代政治學和當代國際關係這兩個領域中的概念性研究擅長。
一九九六年江澤民關於「講政治」的重要講話正式發表后,中共官方媒體連篇累牘的「學習體會」文章拚命從左的角度進行詮釋,令外界感覺江澤民旨在全面復辟毛意識形態,甚至認為江澤民又要大搞「階級鬥爭為綱」。據聞帝師汪道涵對此現象深感不安,建議江澤民適時給予正確引導。接下來,官方媒體果然心領神會,把「講政治」三個字的中心意義宣傳為全心全意擁戴江核心。
顯然,這位當代帝師雖已八十高齡,頭腦卻還十分清醒,十分明白要把江式「政治」與毛式「政治」區別開來才可能有生命力。而這正是王滬寧到江澤民身邊急於完成的首要工作。
當年的鄧小平倡導的「幹部知識化、專業化」表面上看是一條為適應中國社會朝向現代化發展的專家路線,但從第三代領導集體整體上的知識結構來看,鄧小平式的「專家制國」實際上是「工程師治國」。整個第三代領導集體，包括江澤民個人在知識結構上的先天不足(只受過某一門類的理、工科專業訓練,缺乏政治學、現代管理學等人文科學方面的綜合訓練),使得江澤民在其領導實踐過程中越來越意識到中共式的「專家治國」還必須有「文人」幫襯,需要借鑒當年趙紫陽組建政治智囊團的辦法。
但是,就如同鄧小平復出后無法批毛,所以只能搞非毛一樣,江澤民沒有能力、沒有勇氣走當年蘇聯的戈爾巴契夫的取消主義,故只能是修正主義。這就是王滬寧終於被納入江澤民智囊陣營的所謂「大前景」。尤其是王滬寧所擅長的改革與穩定關係的研究方向,可以說是整個江澤民時代(無論長短)隨時隨地都要嚴肅面對的核心命題。
王滬寧一九九五年初正式進入中南海,接受的第一項具體任務便是參加起草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文件,特別是江澤民在這次會議上的主要講話內容: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獨立自主的江澤民政權如何面對和解決鄧小平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系列「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
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中共各大官方報紙以統一格式同時刊登出江澤民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第二部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全文共論及了十二對矛盾，故被海外稱之為江澤民的「論十二大關係」(過去毛澤東曾經有所謂「論十大關係」)。仔細分析該文的核心內容,正是王滬寧所潛心鑽研的改革與穩定的關係。
該文所論的第一大「關係」,就是「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第二為「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第三為「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第五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係」;第六為「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第七為「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份(即「私有制」經濟成份)的關係」;第九為「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係」;第十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十一為「國際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第十二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講來講去,后十一對「關係」都是「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這一大題目下面的子題目。
眾所周知,在鄧小平和陳雲共同主政、相互制約的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幾年裡,鄧小平(或所謂「改革派」)從來是把「改革」及「發展」作為當務之急的,而陳雲(或所謂「保守派」)則是從來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
人們還記得鄧小平在其「南巡講話」中一再強調所謂「緊迫感」的問題,而陳雲則到處書贈他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最後一篇文章是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講話」,通篇貫穿一個「快」字;而陳雲文選第三卷的壓軸文章則是一九九四年二月對上海負責人的講話,通篇強調一個「穩」字。
現在回過頭去看王滬寧的研究方向,就會發現他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理論著述,就是試圖在小平同志的「改革」、「發展」與陳雲同志的「穩定」、「效益」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結合點,作到「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雖然象江澤民「論十二大關係」這樣的重要講話,一般都是一個陣容龐大的寫作班子「群策群議」的結果,但只要將這份文件與王滬寧過去陸續公開發表、出版的文章、專著作一內容上的對照,就不難發現王滬寧在這份文件起草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絕不僅僅是「妙筆生花」。一位熟知王滬寧的大陸理論界人士評價說:在「十二大關係」這樣的文件起草過程中,王滬寧所擔負的任務是概念的提出和理論的升華,然後才輪得上一批「工匠」式的人物進行具體的文字操作。 有當時中國大陸理論界人士更將這份「論十二大關係」評價為王滬寧等人為江澤民完成後鄧時代「政治概念塑造」打響的第一炮。
也正如筆者上篇文章中所說，而這也正是江澤民之後的胡錦濤，胡錦濤之後的習近平一個更比一個需要王滬寧、器重王滬寧的原因。
關於十九大上是否就會把所謂的「習近平思想」倉促塞進黨章，筆者後面會有專題文章分析，但無論是十九大還是二十大，「習理念」與毛思想、鄧理論、江思想、胡觀點並列寫進黨章，共同成為下屆接班集體的「指導思想」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仔細想來，其實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甚或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新理念「，都不過是「王滬寧思想」的組成部分。
已有外界評論人士認為黨章內的指導思想如此排列下來太過冗長，筆者認為完全可以簡化為如下表述：「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王滬寧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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