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採訪——十年以後，家鄉的電話又響了
北京之春記者 張致君
2026年5月，王榕溪的手機再次出現一個來自福建漳州的固定電話號碼:0596-6618110。
他沒有接。
此前的1月和4月，同一個號碼已經打來兩次。王榕溪後來查詢，發現號碼屬於福建省漳州市龍海區程溪派出所。
十年前，警察也曾經尋找過他。
那時，他還沒有受洗，也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基督徒。把他卷進這場漫長故事的，是四本從洛杉磯寄往廈門的宗教書籍。
2015年，王榕溪的妹妹已經信了基督教。
她在廈門參加一個沒有向政府登記的家庭教會。聚會通常在信徒家裡舉行，二十多人一起讀《聖經》、禱告，分享信仰。
年底，妹妹請哥哥從美國買一些宗教書籍。
王榕溪去了洛杉磯的Hallelujah Bookstore，買下倪柝聲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新約聖經》、《基督教要義》和《詩篇》。同年12月，他把這些書和衣物放在一起，分兩次寄往中國。
三個月後，事情發生了變化。
2016年3月的凌晨，妹夫從中國打來電話。王瑞英和二十多名信徒在廈門一處住所聚會時，警察進入現場，搜查住所，宗教書籍被收走，她隨後被行政拘留15天。
幾天以後，家人再次告訴王榕溪，警方已經查到部分書籍來自美國，並追問寄件人，要求家人通知他回國「配合調查」。
母親去拘留所看過女兒。回來后，她在電話里哭著告訴王榕溪，妹妹面容憔悴，在裏面還遭到毆打。她給女兒的小賣部賬戶存了錢，希望她可以買些東西吃。
電話最後，母親叮囑他：「千萬不要回來。」
現在回這段經歷，很難繞開一個問題：家庭里的宗教聚會，為什麼會進入警方的視野？
記者查閱中國宗教管理制度發現，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事務條例》則建立了一套針對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院校以及宗教活動的行政管理體系。中國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將其表述為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動」，同時要求宗教活動依法開展。
真正複雜的部分，在於什麼樣的宗教活動能夠進入這一制度。
在中國，基督教新教的官方組織體系與「三自」教會密切相關。大量沒有進入官方登記體系的基督徒，則長期以家庭聚會、小型查經班等方式活動，通常被統稱為「家庭教會」。
王瑞英參加的正是這一類聚會。
2018年2月，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條例對宗教活動場所、宗教出版物、宗教教育以及互聯網宗教信息等作出更詳細規定。條例還明確，對超出個人自用合理數量的宗教出版物和印刷品入境進行管理。
此後，宗教管理繼續延伸到互聯網空間。
2022年3月實施的《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規定，通過網站、應用程序、博客、公眾賬號、即時通信工具、網路直播等形式向公眾提供宗教信息，需要取得相應許可。未經規定許可，個人和組織不得在互聯網上傳教、開展宗教教育培訓、發布講經講道內容或組織宗教活動。
到了2023年，《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進一步要求登記宗教活動場所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宗教場所還需組織學習中共方針政策、國家法律法規等內容。
在官方敘事中，這套制度的關鍵詞是「依法管理」「宗教中國化」和「抵禦滲透」。
國際宗教自由機構使用的是另一套語言。
美國國務院歷年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持續關注中國未登記的新教家庭教會，記錄了聚會點被查處、成員遭到拘留以及教會被要求加入官方宗教組織等案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在2025年度報告中也將未登記家庭教會列為重點觀察對象。
兩種敘事之間，存在一道巨大的縫隙。
王榕溪一家人的經歷，就發生在這道縫隙里。
妹妹被拘留以後，王榕溪開始認真了解基督教。
此前，他知道妹妹信教，卻沒有真正理解信仰對她意味著什麼。
2016年他開始參加洛杉磯Chinese Assembly of God的主日崇拜、查經和禱告。
最初，他想弄明白妹妹為什麼願意堅持這樣的生活。
後來，教會逐漸成為他自己的生活。疫情期間，他繼續參加Zoom聚會。2022年搬家以後，他轉到豐收華夏基督教會。同年12月25日，他受洗。
此後，他參加主日崇拜、小組團契、詩班，也進入教會神學院學習神學。從2015年替妹妹購買四本宗教書籍，到自己成為基督徒，過去了七年。
妹妹把他帶到了信仰的門口。真正走進去的人，後來變成了他自己。
但是這個家庭付出的代價，則延續得更久。女兒被拘留以後，母親開始擔心遠在美國的兒子。王榕溪記得，那些年母親打來電話，經常問他有沒有人找他，會不會回中國。
妹妹後來停止參加原來的家庭教會活動。母親的精神壓力越來越大，身體狀況也逐漸惡化，最終離世。王榕溪無法判斷那些經歷在母親健康變化中究竟佔據多少分量。
他記住的是她的聲音。
一個人在海外，對故鄉很多重大變化的了解，都來自電話。
妹妹出事，是電話告訴他的。母親的擔憂，也是從電話里傳來的。多年以後，母親已經不在，電話仍然連接著他和福建。
只是屏幕上的號碼已經換成了派出所。
王榕溪開始主動閱讀中國家庭教會的消息。
2018年，北京錫安教會被取締。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同年遭遇大規模執法行動，牧師王怡後來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此後的幾年，圍繞家庭教會的爭議沒有離開公共視野。
USCIRF在其2025年度報告中稱，中國當局繼續要求宗教團體接受國家認可體系，並記錄了針對未登記新教家庭教會的突擊檢查、拘留、罰款和刑事案件。中國官方則持續強調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打擊非法宗教活動，並要求宗教活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到了2025年，錫安教會再次成為國際新聞。USCIRF記錄，當年10月，創辦人金明日及多名教會人員被拘留。
這些新聞對王榕溪有一種特殊的熟悉感。
2025年他來到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前，參加關注錫安教會處境的活動。2026年他所在的教會舉行「為中國受逼迫教會禱告日」活動。他作為詩班成員上台獻詩。金明日的妻子Anna Jin當天來到現場，講述丈夫被拘押后的情況。
活動結束以後，王榕溪和她合影。
十年前，他只是替妹妹買書的人。
十年後，他已經站在教堂里，為另一些素未謀面的中國基督徒唱詩。
2026年，宗教議題再次以一種更加私人化的方式回到他的生活。5月，王榕溪得知漳州龍海地區陳慧珍傳道因參与家庭教會活動被行政拘留。
也是這一年，程溪派出所的電話連續出現在他的手機上。
記者無法獨立確認三次來電的目的。王榕溪也沒有接聽，因此無法知道電話另一端準備詢問什麼。能夠確認的是，2016年妹妹被拘留後，家人曾告訴他，警方要求他回國配合調查；十年以後，他的手機留下了三次來自當地派出所號碼的未接來電記錄。
王榕溪自己的恐懼，來自他的家庭記憶。
如果把十年壓縮成幾個畫面，它們之間甚至有一種奇怪的連續性。
2015年的洛杉磯，一家基督教書店。一個還沒有信教的男人走進去，替妹妹買了四本書。
2016年的福建，一場二十多人的家庭聚會被警察打斷。之後是母親從中國打來的電話。再往後，是洛杉磯的教堂、查經班、Zoom聚會、聖誕節的洗禮、詩班。
2026年手機再次亮起。屏幕上顯示的是福建的區號。王榕溪沒有接。
再在中國官方文件里，過去十年宗教治理的制度不斷變得更加細密：從宗教活動場所，到宗教出版物，再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的宗教傳播，越來越多活動進入許可、登記和行政管理體系。
在王榕溪的個人生活里，這十年的變化則顯得具體得多。
妹妹、母親、四本書，一間教堂，以及三個未接電話。
鈴聲最終停止。屏幕暗了下來。
十年前寄出的書，早已不在他的手裡。
但那件事，還沒有從他的生活中離開。
記者寄語：
我認識王榕溪，其實是一場偶然。那段時間，我正在尋找曾經親歷香港民主運動的人。
這些年，香港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隨後選舉制度改變，民主派政黨和民間組織相繼解散，多家媒體停止運作，一些曾經活躍在街頭和公共空間的人被重判。到了今天，重新談論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已經和當年的語境截然不同。
也正因為如此，我越來越覺得，有必要去尋找那些曾經站在現場的人。
宏大的歷史通常留下日期、數字、判決和政治人物的名字，但真正構成一個時代的，還有普通人的記憶：他們為什麼走上街頭，在那裡看見了什麼，害怕過什麼，又為什麼選擇留下或者離開。
照片也許會遺失，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會消失，一個人曾經願意公開講述的故事，幾年後也未必還有機會重新講出來。
作為記者，我希望盡量把這些零散的個人記憶保存下來。
就是在尋找這些人的過程中，我遇到了王榕溪。聯繫上以後，他給我發來幾張自己當年在香港參加雨傘運動的照片。
照片把時間帶回2014年。
他說，自己對中國政府徹底失望，也是在那一年。香港街頭那些年輕人的勇氣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後再談起那段經歷，他依然記得自己當時受到的震動。他敬佩香港人願意站出來表達訴求，也敬佩那些普通人在壓力之下仍然堅持自己相信的價值。
十多年過去，當年的香港已經改變。
一些熟悉的組織名稱從公共生活中消失，一些政治人物身陷囹圄，一些參与者散落海外。曾經人潮湧動的街頭成為歷史照片中的背景。對於後來的人來說，那些事情很容易被壓縮成幾個年份和幾個政治事件。
但對真正到過現場的人來說，歷史從來沒有那麼簡單。它是一張保存在手機里的舊照片，是一個人的臉，是某一天街上的聲音，也是多年以後依然記得的一種情緒。
王榕溪的人生後來又走向了另一條線。
妹妹因為參加家庭教會聚會被拘留，他從美國寄回中國的宗教書籍被警方追查；他開始接觸基督教，走進教堂，最終受洗。如今，他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告訴我，自己每天都會為香港禱告。
採訪進行到後來，我逐漸發現，香港和信仰在他的個人經歷中並不是兩段互不相關的往事。
2014年的香港，讓他看到普通人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張力；妹妹後來因為信仰遭遇的拘留，以及警方對他的追查，則讓這種認識進入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一個發生在街頭，一個發生在家中。
前者讓他記住了香港人的勇氣，後者讓恐懼有了具體的形狀。
王榕溪說，經歷這些事情以後，他更加明白極權的可怕。對今天的他而言，「極權」已經不再是新聞報道或者歷史書中的抽象詞彙。它存在於妹妹被帶走的那個晚上，存在於母親從福建打來的電話里，也存在於多年以後手機屏幕上那個來自家鄉派出所的號碼。
而我也更加理解，為什麼還要繼續尋找這些人。
政治環境會改變，城市會改變，人也會老去。一個時代留下來的公共記憶，如果沒有人記錄，會越來越稀薄。
記者能夠做的事情其實很有限。
找到一個人，聽他把故事講完；保存一張舊照片，記下一段親歷者的敘述；在時間繼續向前之前，為那些曾經真實發生過的事情留下一份記錄。
王榕溪發給我的那些香港照片，也許只是無數私人影像中的幾張。
但歷史恰恰由無數這樣的個人記憶組成。
有些人選擇每天為香港禱告。
而記者能做的，是盡量讓人們記得，香港曾經發生過什麼，在這些具體的人物身上發生了什麼。
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