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十年以后，家乡的电话又响了
北京之春记者 张致君
2026年5月，王榕溪的手机再次出现一个来自福建漳州的固定电话号码:0596-6618110。
他没有接。
此前的1月和4月，同一个号码已经打来两次。王榕溪后来查询，发现号码属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程溪派出所。
十年前，警察也曾经寻找过他。
那时，他还没有受洗，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基督徒。把他卷进这场漫长故事的，是四本从洛杉矶寄往厦门的宗教书籍。
2015年，王榕溪的妹妹已经信了基督教。
她在厦门参加一个没有向政府登记的家庭教会。聚会通常在信徒家里举行，二十多人一起读《圣经》、祷告，分享信仰。
年底，妹妹请哥哥从美国买一些宗教书籍。
王榕溪去了洛杉矶的Hallelujah Bookstore，买下倪柝声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新约圣经》、《基督教要义》和《诗篇》。同年12月，他把这些书和衣物放在一起，分两次寄往中国。
三个月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2016年3月的凌晨，妹夫从中国打来电话。王瑞英和二十多名信徒在厦门一处住所聚会时，警察进入现场，搜查住所，宗教书籍被收走，她随后被行政拘留15天。
几天以后，家人再次告诉王榕溪，警方已经查到部分书籍来自美国，并追问寄件人，要求家人通知他回国“配合调查”。
母亲去拘留所看过女儿。回来后，她在电话里哭着告诉王榕溪，妹妹面容憔悴，在里面还遭到殴打。她给女儿的小卖部账户存了钱，希望她可以买些东西吃。
电话最后，母亲叮嘱他：“千万不要回来。”
现在回这段经历，很难绕开一个问题：家庭里的宗教聚会，为什么会进入警方的视野？
记者查阅中国宗教管理制度发现，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事务条例》则建立了一套针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以及宗教活动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将其表述为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要求宗教活动依法开展。
真正复杂的部分，在于什么样的宗教活动能够进入这一制度。
在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官方组织体系与“三自”教会密切相关。大量没有进入官方登记体系的基督徒，则长期以家庭聚会、小型查经班等方式活动，通常被统称为“家庭教会”。
王瑞英参加的正是这一类聚会。
2018年2月，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出版物、宗教教育以及互联网宗教信息等作出更详细规定。条例还明确，对超出个人自用合理数量的宗教出版物和印刷品入境进行管理。
此后，宗教管理继续延伸到互联网空间。
2022年3月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通过网站、应用程序、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公众提供宗教信息，需要取得相应许可。未经规定许可，个人和组织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组织宗教活动。
到了2023年，《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进一步要求登记宗教活动场所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宗教场所还需组织学习中共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等内容。
在官方叙事中，这套制度的关键词是“依法管理”“宗教中国化”和“抵御渗透”。
国际宗教自由机构使用的是另一套语言。
美国国务院历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持续关注中国未登记的新教家庭教会，记录了聚会点被查处、成员遭到拘留以及教会被要求加入官方宗教组织等案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025年度报告中也将未登记家庭教会列为重点观察对象。
两种叙事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缝隙。
王榕溪一家人的经历，就发生在这道缝隙里。
妹妹被拘留以后，王榕溪开始认真了解基督教。
此前，他知道妹妹信教，却没有真正理解信仰对她意味着什么。
2016年他开始参加洛杉矶Chinese Assembly of God的主日崇拜、查经和祷告。
最初，他想弄明白妹妹为什么愿意坚持这样的生活。
后来，教会逐渐成为他自己的生活。疫情期间，他继续参加Zoom聚会。2022年搬家以后，他转到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同年12月25日，他受洗。
此后，他参加主日崇拜、小组团契、诗班，也进入教会神学院学习神学。从2015年替妹妹购买四本宗教书籍，到自己成为基督徒，过去了七年。
妹妹把他带到了信仰的门口。真正走进去的人，后来变成了他自己。
但是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则延续得更久。女儿被拘留以后，母亲开始担心远在美国的儿子。王榕溪记得，那些年母亲打来电话，经常问他有没有人找他，会不会回中国。
妹妹后来停止参加原来的家庭教会活动。母亲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逐渐恶化，最终离世。王榕溪无法判断那些经历在母亲健康变化中究竟占据多少分量。
他记住的是她的声音。
一个人在海外，对故乡很多重大变化的了解，都来自电话。
妹妹出事，是电话告诉他的。母亲的担忧，也是从电话里传来的。多年以后，母亲已经不在，电话仍然连接着他和福建。
只是屏幕上的号码已经换成了派出所。
王榕溪开始主动阅读中国家庭教会的消息。
2018年，北京锡安教会被取缔。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同年遭遇大规模执法行动，牧师王怡后来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此后的几年，围绕家庭教会的争议没有离开公共视野。
USCIRF在其2025年度报告中称，中国当局继续要求宗教团体接受国家认可体系，并记录了针对未登记新教家庭教会的突击检查、拘留、罚款和刑事案件。中国官方则持续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并要求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到了2025年，锡安教会再次成为国际新闻。USCIRF记录，当年10月，创办人金明日及多名教会人员被拘留。
这些新闻对王榕溪有一种特殊的熟悉感。
2025年他来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参加关注锡安教会处境的活动。2026年他所在的教会举行“为中国受逼迫教会祷告日”活动。他作为诗班成员上台献诗。金明日的妻子Anna Jin当天来到现场，讲述丈夫被拘押后的情况。
活动结束以后，王榕溪和她合影。
十年前，他只是替妹妹买书的人。
十年后，他已经站在教堂里，为另一些素未谋面的中国基督徒唱诗。
2026年，宗教议题再次以一种更加私人化的方式回到他的生活。5月，王榕溪得知漳州龙海地区陈慧珍传道因参与家庭教会活动被行政拘留。
也是这一年，程溪派出所的电话连续出现在他的手机上。
记者无法独立确认三次来电的目的。王榕溪也没有接听，因此无法知道电话另一端准备询问什么。能够确认的是，2016年妹妹被拘留后，家人曾告诉他，警方要求他回国配合调查；十年以后，他的手机留下了三次来自当地派出所号码的未接来电记录。
王榕溪自己的恐惧，来自他的家庭记忆。
如果把十年压缩成几个画面，它们之间甚至有一种奇怪的连续性。
2015年的洛杉矶，一家基督教书店。一个还没有信教的男人走进去，替妹妹买了四本书。
2016年的福建，一场二十多人的家庭聚会被警察打断。之后是母亲从中国打来的电话。再往后，是洛杉矶的教堂、查经班、Zoom聚会、圣诞节的洗礼、诗班。
2026年手机再次亮起。屏幕上显示的是福建的区号。王榕溪没有接。
再在中国官方文件里，过去十年宗教治理的制度不断变得更加细密：从宗教活动场所，到宗教出版物，再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宗教传播，越来越多活动进入许可、登记和行政管理体系。
在王榕溪的个人生活里，这十年的变化则显得具体得多。
妹妹、母亲、四本书，一间教堂，以及三个未接电话。
铃声最终停止。屏幕暗了下来。
十年前寄出的书，早已不在他的手里。
但那件事，还没有从他的生活中离开。
记者寄语：
我认识王榕溪，其实是一场偶然。那段时间，我正在寻找曾经亲历香港民主运动的人。
这些年，香港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随后选举制度改变，民主派政党和民间组织相继解散，多家媒体停止运作，一些曾经活跃在街头和公共空间的人被重判。到了今天，重新谈论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已经和当年的语境截然不同。
也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去寻找那些曾经站在现场的人。
宏大的历史通常留下日期、数字、判决和政治人物的名字，但真正构成一个时代的，还有普通人的记忆：他们为什么走上街头，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害怕过什么，又为什么选择留下或者离开。
照片也许会遗失，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会消失，一个人曾经愿意公开讲述的故事，几年后也未必还有机会重新讲出来。
作为记者，我希望尽量把这些零散的个人记忆保存下来。
就是在寻找这些人的过程中，我遇到了王榕溪。联系上以后，他给我发来几张自己当年在香港参加雨伞运动的照片。
照片把时间带回2014年。
他说，自己对中国政府彻底失望，也是在那一年。香港街头那些年轻人的勇气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再谈起那段经历，他依然记得自己当时受到的震动。他敬佩香港人愿意站出来表达诉求，也敬佩那些普通人在压力之下仍然坚持自己相信的价值。
十多年过去，当年的香港已经改变。
一些熟悉的组织名称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一些政治人物身陷囹圄，一些参与者散落海外。曾经人潮涌动的街头成为历史照片中的背景。对于后来的人来说，那些事情很容易被压缩成几个年份和几个政治事件。
但对真正到过现场的人来说，历史从来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张保存在手机里的旧照片，是一个人的脸，是某一天街上的声音，也是多年以后依然记得的一种情绪。
王榕溪的人生后来又走向了另一条线。
妹妹因为参加家庭教会聚会被拘留，他从美国寄回中国的宗教书籍被警方追查；他开始接触基督教，走进教堂，最终受洗。如今，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告诉我，自己每天都会为香港祷告。
采访进行到后来，我逐渐发现，香港和信仰在他的个人经历中并不是两段互不相关的往事。
2014年的香港，让他看到普通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妹妹后来因为信仰遭遇的拘留，以及警方对他的追查，则让这种认识进入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一个发生在街头，一个发生在家中。
前者让他记住了香港人的勇气，后者让恐惧有了具体的形状。
王榕溪说，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更加明白极权的可怕。对今天的他而言，“极权”已经不再是新闻报道或者历史书中的抽象词汇。它存在于妹妹被带走的那个晚上，存在于母亲从福建打来的电话里，也存在于多年以后手机屏幕上那个来自家乡派出所的号码。
而我也更加理解，为什么还要继续寻找这些人。
政治环境会改变，城市会改变，人也会老去。一个时代留下来的公共记忆，如果没有人记录，会越来越稀薄。
记者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
找到一个人，听他把故事讲完；保存一张旧照片，记下一段亲历者的叙述；在时间继续向前之前，为那些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留下一份记录。
王榕溪发给我的那些香港照片，也许只是无数私人影像中的几张。
但历史恰恰由无数这样的个人记忆组成。
有些人选择每天为香港祷告。
而记者能做的，是尽量让人们记得，香港曾经发生过什么，在这些具体的人物身上发生了什么。
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