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新三屆 作者: 陳仁德
從1966年夏天停課鬧革命以來，民中就再也沒複課。折騰兩年後，我們每人都領到了一份「初中畢業證書」。雖然我們的實際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一年級，但是依然享受知識青年的待遇，在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教育時，就被放逐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開始了噩夢般的知青生涯。
除了極個別的特例外，我們這一屆同學基本上是半文盲，這導致同學們在後來的歲月中一直掙扎于社會的最底層，霉運全部遇上，好運卻難以結緣，就這樣渾渾噩噩走過了漫漫50年。
每一個同學走過的道路都非常坎坷，但也不乏精彩傳奇的故事。
杜孺牛，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其母民國時就讀於中央大學新聞系，那時蔣中正先生兼中央大學校長。某次蔣先生到學校來演講，接受了新聞系一個優秀女學生的採訪，這篇見諸報端的採訪稿若干年後被翻了出來，那位女生遂被鐵定為反革命罪。彼時那位女生已經成了杜孺牛的母親。此後，他們一家便生活在無底深淵中。
杜孺牛下鄉插隊后老老實實接受再教育，日日辛勤勞作于山鄉，一次俯身去岩邊割草，不慎失足跌扑下兩丈多高的懸崖。那一瞬間他連恐懼都來不及，以為年輕的生命就此終結，天可憐見，他背著大背簍在空中翻了半圈，墜地時正好背簍落地，他得以免去一死。
後來他進城做搬運，駕駛一輛破三輪車在陡坡上傾覆，車上的鋼條拋下來壓得他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昏死過去。他在醫院里接受植皮手術，把臀部的皮植到臉上。他靠堅強的意志挺了過來，現在臉上的傷痕基本消失，健康狀況良好，經常劈波斬浪橫渡長江。
彭家祥，跟杜孺牛不同的是，他父母都是貧苦市民。插隊不久，他就意外接到了父親的噩耗。父親高大魁偉，冷峻剛勇，極具男子漢氣質，在碼頭上做苦力時，因為口角與另外一個同樣威猛的苦力在長江邊上鬥毆，互不相讓。那人姓朱，外號「豬兒」，冷不防操起粗重的抬工杠子劈頭打下，彭父猝不及防，被打中腦門跌進江水當即斃命。彭母沒有職業，還帶著年幼的弟妹，家境十分困難。
好在不久彭家祥就被重慶鐵路局招去做了工人。離開家鄉時，和彭家祥一起在碼頭上候船準備去鐵路局上班的知青們都穿得很體面，提著行李包，只有彭家祥是穿著兩片拖鞋，提著一隻小小的塑料網兜，很寒磣。彭家祥到鐵路局后，每月工資都要寄一部分給母親，還要幫助兩個弟妹。五十年後，彭家祥當年手提的一個網兜，已經變成了兩套住宅，生活初步小康。
最悲慘的是有的同學，在很多年前就死去了。比如王奎。王奎本來比較幸運，在農村插隊兩年後就跳出農門去了一家國防廠，讓我們羡慕不已。誰知1976年清明節北京「四五運動」發生后，全國追查反革命，那天他在一家旅館里被強迫搜身，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張當時被定性為反革命罪證的《總理遺言》，於是投進監獄受盡刑訊。他身心交瘁走投無路萬念俱灰，竟尋短見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身亡。死時才24歲，尚未婚戀。
幾年後，清明節事件平反，參与者都成了英雄，而他卻屍骨無存。本來按理他是應該平反並獲得賠償的，因家中無人為他申訴，遂不了了之。退一步講，即使平反賠償他已不能起死回生。他留給我們的，永遠是一張有些靦腆的青春笑臉和無盡的傷痛。
比我們更文盲的是初69級新生，他們是1966年9月入學的，那時全國已經沒有一張平靜的書桌，他們走進學校的第一天就是唱語錄歌寫大字報，連課本都沒有見過。三年後他們也全部成了知識青年，一律到農村接受再教育。一位同學後來被推薦參加文化考試，一進場就傻眼了，猶豫幾分鐘後主動退場。問他為什麼不答題，他說：「數字前面有個減號，我做不來。」原來他說的是初中數學一冊有理數的加減法「-3+0+10」之類，負數在前，他立即就懵了。
當年的初中生大同小異，基本上就是這點文化。可就是這些人，卻每天高唱著「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要去解放全人類。想起來也夠可憐了。
整個民中在文革結束高考恢復后考上大學的，據我所知只有四個人：張亮、馮憲（女）、茹章鵬、陳仁德，全是黑五類子女。
2018年11月26日初稿
2020年8月22日修改於石柱黃水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