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三届 作者: 陈仁德
从1966年夏天停课闹革命以来，民中就再也没复课。折腾两年后，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份“初中毕业证书”。虽然我们的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一年级，但是依然享受知识青年的待遇，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时，就被放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始了噩梦般的知青生涯。
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我们这一届同学基本上是半文盲，这导致同学们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挣扎于社会的最底层，霉运全部遇上，好运却难以结缘，就这样浑浑噩噩走过了漫漫50年。
每一个同学走过的道路都非常坎坷，但也不乏精彩传奇的故事。
杜孺牛，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其母民国时就读于中央大学新闻系，那时蒋中正先生兼中央大学校长。某次蒋先生到学校来演讲，接受了新闻系一个优秀女学生的采访，这篇见诸报端的采访稿若干年后被翻了出来，那位女生遂被铁定为反革命罪。彼时那位女生已经成了杜孺牛的母亲。此后，他们一家便生活在无底深渊中。
杜孺牛下乡插队后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日日辛勤劳作于山乡，一次俯身去岩边割草，不慎失足跌扑下两丈多高的悬崖。那一瞬间他连恐惧都来不及，以为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天可怜见，他背着大背篓在空中翻了半圈，坠地时正好背篓落地，他得以免去一死。
后来他进城做搬运，驾驶一辆破三轮车在陡坡上倾覆，车上的钢条抛下来压得他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昏死过去。他在医院里接受植皮手术，把臀部的皮植到脸上。他靠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现在脸上的伤痕基本消失，健康状况良好，经常劈波斩浪横渡长江。
彭家祥，跟杜孺牛不同的是，他父母都是贫苦市民。插队不久，他就意外接到了父亲的噩耗。父亲高大魁伟，冷峻刚勇，极具男子汉气质，在码头上做苦力时，因为口角与另外一个同样威猛的苦力在长江边上斗殴，互不相让。那人姓朱，外号“猪儿”，冷不防操起粗重的抬工杠子劈头打下，彭父猝不及防，被打中脑门跌进江水当即毙命。彭母没有职业，还带着年幼的弟妹，家境十分困难。
好在不久彭家祥就被重庆铁路局招去做了工人。离开家乡时，和彭家祥一起在码头上候船准备去铁路局上班的知青们都穿得很体面，提着行李包，只有彭家祥是穿着两片拖鞋，提着一只小小的塑料网兜，很寒碜。彭家祥到铁路局后，每月工资都要寄一部分给母亲，还要帮助两个弟妹。五十年后，彭家祥当年手提的一个网兜，已经变成了两套住宅，生活初步小康。
最悲惨的是有的同学，在很多年前就死去了。比如王奎。王奎本来比较幸运，在农村插队两年后就跳出农门去了一家国防厂，让我们羡慕不已。谁知1976年清明节北京“四五运动”发生后，全国追查反革命，那天他在一家旅馆里被强迫搜身，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证的《总理遗言》，于是投进监狱受尽刑讯。他身心交瘁走投无路万念俱灰，竟寻短见自杀【相关阅读:安乐死根本安乐不了，别宣传了】身亡。死时才24岁，尚未婚恋。
几年后，清明节事件平反，参与者都成了英雄，而他却尸骨无存。本来按理他是应该平反并获得赔偿的，因家中无人为他申诉，遂不了了之。退一步讲，即使平反赔偿他已不能起死回生。他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一张有些腼腆的青春笑脸和无尽的伤痛。
比我们更文盲的是初69级新生，他们是1966年9月入学的，那时全国已经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是唱语录歌写大字报，连课本都没有见过。三年后他们也全部成了知识青年，一律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位同学后来被推荐参加文化考试，一进场就傻眼了，犹豫几分钟后主动退场。问他为什么不答题，他说：“数字前面有个减号，我做不来。”原来他说的是初中数学一册有理数的加减法“-3+0+10”之类，负数在前，他立即就懵了。
当年的初中生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这点文化。可就是这些人，却每天高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要去解放全人类。想起来也够可怜了。
整个民中在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考上大学的，据我所知只有四个人：张亮、冯宪（女）、茹章鹏、陈仁德，全是黑五类子女。
2018年11月26日初稿
2020年8月22日修改于石柱黄水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