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华裔澳人的家庭和性别观念更加进
来源:澳广
17年前,露菲娜·乔在悉尼西郊开设了她的第一间房地产公司。
听到“家庭妇女”这个词时,露菲娜·乔(Rufina Djo)不觉开始摇起了头。
露菲娜今年52岁,17年前她在悉尼西郊开了她第一家房产公司。当时,她的儿子刚刚出生不久。
开房产公司是露菲娜丈夫的主意,但“真正开始去做的人是我,我负责经营,到了第五年他辞去了工作[和我一起经营]”。
“即使是在中国,我的妈妈也都是一直工作,” 她说。
露菲娜的情况并非个案。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 Talks的全国问卷调查,华裔澳大利亚人对性别、家庭和女权方面的观念比其他族裔的澳大利亚人的观念更加进步。
虽然63%的澳大利亚人不同意“如果女性待在家里带孩子,澳大利亚会变得更好”的说法,但在华裔澳大利亚人中,不同意这一说法的比例为77%。
与澳洲的其他族裔(40%)相比,华裔更可能认为性别歧视在澳大利亚普遍存在(53%),同时,华裔更少的人认同(41%)“传统家庭单位的减少会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说法,这一比例在其他族裔中则为(46%)。
然而,华人却不一定会到参加推进性别平等或女权的主流运动之中。
“我想我们不太感兴趣。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教导我们像那样想过。我想我们认为,有什么大不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露菲娜说。
这些数据背后映射的是什么?
我们邀请了三位来自不同代际的澳大利亚华人女性,分享她们在澳大利亚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她们对文化、性别和身份的看法。
愤怒的母亲发出最后通牒
露菲娜一家曾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她的父母在一家汽车厂工作,爸爸是焊工,妈妈磨工。
他们一家人在上世纪70年代以难民的身份逃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很快又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
露菲娜和她的兄弟姐妹互相照顾。
这就意味着他们四个兄弟姐妹经常得互相照顾。
“我和我妹妹,我们总要在家做家务,” 露菲娜说。
“男孩什么事都不做,都是女孩在做。”
随着年龄增长,露菲娜遇到了一个男人,她当时在学开车,这个男人是她的教练,之后成为了她的丈夫。
她的父母不赞同他们两人谈恋爱,因为男方不是华人,岁数还比她大很多,而且还离过婚,有两个孩子。
“他们就是想让我嫁给来自本族文化的人,” 她说。露菲娜接着说,她的父母认为非华人伴侣不会认真对待婚姻,而且会“鬼混”。
“那时候还没有离婚这一说,” 她说。
露菲娜21岁的时候,她的妈妈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选择家人,要么选她男朋友。
“只能容忍丈夫,容忍妻子,就是那样。”
“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完美的婚姻,但其实不是。”
露菲娜21岁时,妈妈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选择家人,要么选择她的巴西驾驶教练。
“她把我所有的衣服打了包,装进了一个垃圾袋,放到了家门前,我一路哭着回到我的伴侣身边,” 露菲娜说。
她对丈夫说,“不要对不起我”。
他没有对比起露菲娜,他们结婚已走过30年,且仍在继续。
有好几年,露菲娜都没有和家人联系。她怀上孩子后,父亲就心软了,还了解到她的丈夫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
露菲娜和她的丈夫已经结婚30年了,他们的婚姻还在继续。
打破“先入为主的偏见”
叶永妮(音,Wenee Yap)今年33岁,她是一名企业家、法律讲师,也是一家法律技术公司负责全球通信的主管。
叶永妮有好几次都沾了澳大利亚华裔女性身份的光。
“这说起来很有意思,” 她说。“我认为身为亚洲人,尤其是女性,会让你给人一种有头脑的感觉,虽然有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澳大利亚华裔女性让她有好几回都“沾了光”。
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身份带来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她发现自己不得不“打破人们[对华人女性办事能力]先入为主的观念”。
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意味着,有时候,她觉得在谈生意时,有必要邀请她的白人男性商业伙伴,才能打开局面。
“这名客户在我面前和托马斯说了话,问了他一些问题,向他询问了策略,” 她说。
“大约两分钟后,他停了下来,因为我开口大声说话。”
尽管永妮认为在她这个年纪的澳大利亚华裔女性更加进步,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种族和性别歧视,但这也让她们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产生了厌倦感。
“我认为对许多澳大利亚华人女性来说,她们对此感到有点厌倦的原因是她们认为,‘我们不得不证明了我们亚洲人是澳大利亚的一份子,而现在我们又得在性别问题的讨论中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一份子’,” 永妮说。
“我们本来就是澳大利亚人,好吧,我说不出我们不是澳大利亚人的原因。”
有时,永妮觉得必须邀请她的白人男性商业伙伴参加会议,以迈出第一步。
永妮的世界观也受到了母亲婚姻关系的影响,她的母亲遭受了家庭暴力。
她的母亲是一名IT专业人士,离异的她带着当时蹒跚学步的永妮从马来西亚来到澳大利亚找工作。
她来到悉尼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也遇到了第二任丈夫,他也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的马来西亚华裔移民。
“我10岁的时候,他们吵架吵到了母亲让我报警的程度,我真的报警了,” 永妮说。
永妮说,家庭暴力随着时间开始升级,16年后,母亲离开了对她施暴的丈夫。
永妮的世界观受到了其母亲婚姻关系的影响。
“她维持那段婚姻的原因是为了维持已婚的状态,或试着维持已婚的状态,” 永妮说。
“而且她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父权主义是一种非常白人的观念”
今年25岁的克里斯汀·邓(Christine Deng)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青年领导发展机构橡树(Oaktree)的一名管理人员。她管理海外项目,但也参与组织国内游说和宣传工作。
“我对自己的文化背景的认知有别于我对自己性别的认知,” 她说。
“父权制是一种非常白人的观念,这个观念中并不包含其他种族女性的不同之处。”
克里斯汀·邓今年25岁,她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青年领导发展机构橡树(Oaktree)的一名管理人员。
当大学毕业的克里斯汀申请第一份工作时,她更多地是担心自己的种族而非性别,她担心自己“在招聘的过程中会被区别对待”。
克里斯汀现在为非盈利机构工作,她意识到很少有非白人女性担任领导职务。
“作为一名亚裔澳大利亚女性,我感觉自己在这一行非常特别,” 她说,“这里就像是白人女性的领地。”
克里斯汀的父母都在广州出生长大,那里是中国南方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但他们在移民悉尼后才认识彼此,当时他们都20岁出头。
克里斯汀出生后,他们搬去了墨尔本,又生了两个孩子,一起经营着一家书报亭近十年。
五年前,克里斯汀的父母分开了。
“我想我或许应该意识到,我的父母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但我从未想过他们会分开,” 克里斯汀说。
“我妈妈是基督徒,只要情有可原,她都不会将离婚作为一种选择。”
克里斯汀管理海外项目,但也参与组织国内游说和宣传工作。
克里斯汀的父母分开后,她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真的让我明白了作为女人独立的重要性,当我变老的时候,我不要将我的安全感建立在家庭上,” 她说。
当她在20岁前离开教会后,克里斯汀对性别、家庭和女性权利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她说,这仿佛使她和她的华人身份认同感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种身份认同与传统保守的价值观有着内在联系。
对于女孩在男孩面前应该如何着装和谈吐,她不以为然。 她不支持教会的反堕胎立场,她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常常被人质疑。
她举例说:“这种观念似乎就是在说,结婚生子就是我应该接受的那种理想生活方式。”
克里斯汀试图调和“对家庭的责任”和她的女权主义观念。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不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里斯汀试图调和“对家庭的责任”和她的女权主义观念。
“希望尽我的努力和亲人之间保持亲密关系,并在我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文化身份,”她说。
“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Australia Talks全国问卷调查活动对5.4万名澳大利亚人进行调查,询问他们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所担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