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發現華裔澳人的家庭和性別觀念更加進
來源：澳廣
17年前，露菲娜·喬在悉尼西郊開設了她的第一間房地產公司。
聽到「家庭婦女」這個詞時，露菲娜·喬（Rufina Djo）不覺開始搖起了頭。
露菲娜今年52歲，17年前她在悉尼西郊開了她第一家房產公司。當時，她的兒子剛剛出生不久。
開房產公司是露菲娜丈夫的主意，但「真正開始去做的人是我，我負責經營，到了第五年他辭去了工作[和我一起經營]」。
「即使是在中國，我的媽媽也都是一直工作，」 她說。
露菲娜的情況並非個案。
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ustralia Talks的全國問卷調查，華裔澳大利亞人對性別、家庭和女權方面的觀念比其他族裔的澳大利亞人的觀念更加進步。
雖然63%的澳大利亞人不同意「如果女性待在家裡帶孩子，澳大利亞會變得更好」的說法，但在華裔澳大利亞人中，不同意這一說法的比例為77%。
與澳洲的其他族裔（40%）相比，華裔更可能認為性別歧視在澳大利亞普遍存在（53%），同時，華裔更少的人認同（41%）「傳統家庭單位的減少會讓情況變得更為糟糕」的說法，這一比例在其他族裔中則為（46%）。
然而，華人卻不一定會到參加推進性別平等或女權的主流運動之中。
「我想我們不太感興趣。因為從小到大，就沒有人教導我們像那樣想過。我想我們認為，有什麼大不了？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露菲娜說。
這些數據背後映射的是什麼？
我們邀請了三位來自不同代際的澳大利亞華人女性，分享她們在澳大利亞的成長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如何塑造了她們對文化、性別和身份的看法。
憤怒的母親發出最後通牒
露菲娜一家曾生活在中國的新疆。她的父母在一家汽車廠工作，爸爸是焊工，媽媽磨工。
他們一家人在上世紀70年代以難民的身份逃到了澳大利亞，之後很快又在工廠里找到了工作。
露菲娜和她的兄弟姐妹互相照顧。
這就意味著他們四個兄弟姐妹經常得互相照顧。
「我和我妹妹，我們總要在家做家務，」 露菲娜說。
「男孩什麼事都不做，都是女孩在做。」
隨著年齡增長，露菲娜遇到了一個男人，她當時在學開車，這個男人是她的教練，之後成為了她的丈夫。
她的父母不贊同他們兩人談戀愛，因為男方不是華人，歲數還比她大很多，而且還離過婚，有兩個孩子。
「他們就是想讓我嫁給來自本族文化的人，」 她說。露菲娜接著說，她的父母認為非華人伴侶不會認真對待婚姻，而且會「鬼混」。
「那時候還沒有離婚這一說，」 她說。
露菲娜21歲的時候，她的媽媽給她下了最後通牒，要麼選擇家人，要麼選她男朋友。
「只能容忍丈夫，容忍妻子，就是那樣。」
「從表面上看是一場完美的婚姻，但其實不是。」
露菲娜21歲時，媽媽給她下了最後通牒，要麼選擇家人，要麼選擇她的巴西駕駛教練。
「她把我所有的衣服打了包，裝進了一個垃圾袋，放到了家門前，我一路哭著回到我的伴侶身邊，」 露菲娜說。
她對丈夫說，「不要對不起我」。
他沒有對比起露菲娜，他們結婚已走過30年，且仍在繼續。
有好幾年，露菲娜都沒有和家人聯繫。她懷上孩子后，父親就心軟了，還了解到她的丈夫一直守護在她的身邊。
露菲娜和她的丈夫已經結婚30年了，他們的婚姻還在繼續。
打破「先入為主的偏見」
葉永妮（音，Wenee Yap）今年33歲，她是一名企業家、法律講師，也是一家法律技術公司負責全球通信的主管。
葉永妮有好幾次都沾了澳大利亞華裔女性身份的光。
「這說起來很有意思，」 她說。「我認為身為亞洲人，尤其是女性，會讓你給人一種有頭腦的感覺，雖然有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澳大利亞華裔女性讓她有好幾回都「沾了光」。
然而，更多的時候，這種身份帶來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她發現自己不得不「打破人們[對華人女性辦事能力]先入為主的觀念」。
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意味著，有時候，她覺得在談生意時，有必要邀請她的白人男性商業夥伴，才能打開局面。
「這名客戶在我面前和托馬斯說了話，問了他一些問題，向他詢問了策略，」 她說。
「大約兩分鐘后，他停了下來，因為我開口大聲說話。」
儘管永妮認為在她這個年紀的澳大利亞華裔女性更加進步，因為他們不得不面對種族和性別歧視，但這也讓她們對性別平等和女性權利產生了厭倦感。
「我認為對許多澳大利亞華人女性來說，她們對此感到有點厭倦的原因是她們認為，『我們不得不證明了我們亞洲人是澳大利亞的一份子，而現在我們又得在性別問題的討論中證明我們是這裏的一份子』，」 永妮說。
「我們本來就是澳大利亞人，好吧，我說不出我們不是澳大利亞人的原因。」
有時，永妮覺得必須邀請她的白人男性商業夥伴參加會議，以邁出第一步。
永妮的世界觀也受到了母親婚姻關係的影響，她的母親遭受了家庭暴力。
她的母親是一名IT專業人士，離異的她帶著當時蹣跚學步的永妮從馬來西亞來到澳大利亞找工作。
她來到悉尼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也遇到了第二任丈夫，他也是一位在澳大利亞的馬來西亞華裔移民。
「我10歲的時候，他們吵架吵到了母親讓我報警的程度，我真的報警了，」 永妮說。
永妮說，家庭暴力隨著時間開始升級，16年後，母親離開了對她施暴的丈夫。
永妮的世界觀受到了其母親婚姻關係的影響。
「她維持那段婚姻的原因是為了維持已婚的狀態，或試著維持已婚的狀態，」 永妮說。
「而且她已經離過一次婚了。」
「父權主義是一種非常白人的觀念」
今年25歲的克里斯汀·鄧（Christine Deng）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青年領導發展機構橡樹（Oaktree）的一名管理人員。她管理海外項目，但也參与組織國內遊說和宣傳工作。
「我對自己的文化背景的認知有別於我對自己性別的認知，」 她說。
「父權制是一種非常白人的觀念，這個觀念中並不包含其他種族女性的不同之處。」
克里斯汀·鄧今年25歲，她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青年領導發展機構橡樹（Oaktree）的一名管理人員。
當大學畢業的克里斯汀申請第一份工作時，她更多地是擔心自己的種族而非性別，她擔心自己「在招聘的過程中會被區別對待」。
克里斯汀現在為非盈利機構工作，她意識到很少有非白人女性擔任領導職務。
「作為一名亞裔澳大利亞女性，我感覺自己在這一行非常特別，」 她說，「這裏就像是白人女性的領地。」
克里斯汀的父母都在廣州出生長大，那裡是中國南方人口最多的一個城市，但他們在移民悉尼后才認識彼此，當時他們都20歲出頭。
克里斯汀出生后，他們搬去了墨爾本，又生了兩個孩子，一起經營著一家書報亭近十年。
五年前，克里斯汀的父母分開了。
「我想我或許應該意識到，我的父母對他們的婚姻不滿意，但我從未想過他們會分開，」 克里斯汀說。
「我媽媽是基督徒，只要情有可原，她都不會將離婚作為一種選擇。」
克里斯汀管理海外項目，但也參与組織國內遊說和宣傳工作。
克里斯汀的父母分開后，她對婚姻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
「這真的讓我明白了作為女人獨立的重要性，當我變老的時候，我不要將我的安全感建立在家庭上，」 她說。
當她在20歲前離開教會後，克里斯汀對性別、家庭和女性權利的立場發生了變化。
她說，這彷彿使她和她的華人身份認同感產生了一種疏離感，這種身份認同與傳統保守的價值觀有著內在聯繫。
對於女孩在男孩面前應該如何著裝和談吐，她不以為然。 她不支持教會的反墮胎立場，她對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常常被人質疑。
她舉例說：「這種觀念似乎就是在說，結婚生子就是我應該接受的那種理想生活方式。」
克里斯汀試圖調和「對家庭的責任」和她的女權主義觀念。
但這並不意味著家庭不重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克里斯汀試圖調和「對家庭的責任」和她的女權主義觀念。
「希望盡我的努力和親人之間保持親密關係，並在我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意識到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我的文化身份，」她說。
「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
Australia Talks全國問卷調查活動對5.4萬名澳大利亞人進行調查，詢問他們的生活現狀以及他們所擔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