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外国人工作，也算汉奸了吗？
来源：马说西东
一位律师不无忧虑地说：他代表一家美国公司，起诉一个中国企业。结果这家国内企业的负责人警告他说：不要做汉奸，帮外国人做事！
对方还警告他说：要小心某某某的下场！
他不知道某某某是谁，去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那是一个澳籍华人，与国内公司发生纠纷，最后以贿赂罪而被判刑。
有罪就判刑，这没啥。他害怕的是，是那些辅天盖地的“汉奸”定性——不管有罪没罪，为外国雇主说话，现在就会被骂汉奸了。
甚至，“买办”“洋奴”，这一类早成历史的政治词汇，又被翻了出来，还获得相当的拥趸。
于是问题来了——
如果与中资公司发生争议，外资企业的中国高管，是帮着雇主说话呢？还是帮同胞说话？
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但让纯商业的行为，走进死胡同；继续下去，会滑向什么样的灾难，可能超出80/90后一代的想像。
殷鉴不远。
上世纪50年代，“买办”“洋奴”，被定义为国家的敌人，四类分子的第3种：反革命。其实，他们都是谁呢？
一共3种人：1949年前
为外国驻华机构服务（比如，在使馆工作；给使馆供货）
在外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仓库、银行中，充当高级职员；
为外国传教士开设的学校、诊所、医院，充当职员、服务人员。这包括今天的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原燕京大学法学院），协和医院。连诊所都算。
按这个标准，现在外企工作的班组长以上，那时都可能划为“买办，洋奴”，成为专政对象；意味着失去一切人身权利，包括生命。
例如，广西造反派红卫兵《联指》，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对五类分子（加上右派，凑成五类），采用枪决、木决、石决，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杀掉五类分子及亲属子女数万人，成为人间惨剧（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处理“WG”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调查组报告》，1983年12月）。还有湖南零陵/邵阳……
这些连累家人孩子，一起被“木决/石决/淹决”的“买办”，不过是外向型经济的供货商；洋奴”，不过就是在外企找了一份工作、又干得不错的大学生们，农民工们。
即便平时，他们的日子也一度生不如死。
例如1959年，全国推广浙江诸暨——美女西施的故乡——发明的“枫桥经验”：《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的经验》，全国包夹了五类分子2000余万，所谓包夹：“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
更荒唐的是：如果“买办”“洋奴”——“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被单位开除，没有生活出路的，你猜怎么处理？
不是解决生活出路，而是——送去劳动教养！这是一种不需审判、甚至没有期限的监禁与劳役。
（见1957年7月《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
你别认为我说的是古老历史———这样荒谬的行径，直到1983年，在改革开放大潮风中，公安部终于发文对四类分子全部“摘帽”；而“劳动教养”，一直到2013年才废除！
我们法制文明的进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千万不能往回走！
中国商务部网站的一篇文章称：2011年以来，外资企业以不到全国2%的数量，解决了近7%?就业。高出全国企业平均水平5倍。商务部因此称：这是外资对中国发展的重大贡献。
同样的数据，另一篇文章却说：这是外资企业掐住了中国经济喉咙。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上纲上线，就是这样破坏着一个社会的发展。
那种认为“外企高管替外国人说话，中国律师替外国人争权益”，就是汉奸，洋奴，这样的陈腐又血腥的认知，应当休矣。进博会上，继续开放的豪言壮语，你们都听到了吧？
一个华人青年，在澳洲欠了钱跑回国，我们在澳洲的法律团队，终于查到了他在国内的地址，然后用遍布全中国的律师网络，将一封澳洲“追债信”送到他在国内的住所，造成极大心理震慑，很快将钱汇给澳洲债权人。
这不是吃里扒外，更不是什么汉奸。
同样，我们在澳洲的西人律师们，也在帮助一家中国企业，开始针对一家澳洲著名机构展开债务追索。
这里既没有汉奸，也没有澳奸。
相反，那些以为有了“民族大义”，就可以不讲道理，不讲契约，不讲职业忠诚，等等这些人类美德，那才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最大抹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