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外國人工作，也算漢奸了嗎？
來源：馬說西東
一位律師不無憂慮地說：他代表一家美國公司，起訴一個中國企業。結果這家國內企業的負責人警告他說：不要做漢奸，幫外國人做事！
對方還警告他說：要小心某某某的下場！
他不知道某某某是誰，去網上查了一下，才知道那是一個澳籍華人，與國內公司發生糾紛，最後以賄賂罪而被判刑。
有罪就判刑，這沒啥。他害怕的是，是那些輔天蓋地的「漢奸」定性——不管有罪沒罪，為外國僱主說話，現在就會被罵漢奸了。
甚至，「買辦」「洋奴」，這一類早成歷史的政治詞彙，又被翻了出來，還獲得相當的擁躉。
於是問題來了——
如果與中資公司發生爭議，外資企業的中國高管，是幫著僱主說話呢？還是幫同胞說話？
這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但讓純商業的行為，走進死胡同；繼續下去，會滑向什麼樣的災難，可能超出80/90后一代的想像。
殷鑒不遠。
上世紀50年代，「買辦」「洋奴」，被定義為國家的敵人，四類分子的第3種：反革命。其實，他們都是誰呢？
一共3種人：1949年前
為外國駐華機構服務（比如，在使館工作；給使館供貨）
在外國資本家開辦的工廠、倉庫、銀行中，充當高級職員；
為外國傳教士開設的學校、診所、醫院，充當職員、服務人員。這包括今天的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原燕京大學法學院），協和醫院。連診所都算。
按這個標準，現在外企工作的班組長以上，那時都可能划為「買辦，洋奴」，成為專政對象；意味著失去一切人身權利，包括生命。
例如，廣西造反派紅衛兵《聯指》，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對五類分子（加上右派，湊成五類），採用槍決、木決、石決，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殺掉五類分子及親屬子女數萬人，成為人間慘劇（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處理「WG」遺留問題領導小組調查組報告》，1983年12月）。還有湖南零陵/邵陽……
這些連累家人孩子，一起被「木決/石決/淹決」的「買辦」，不過是外向型經濟的供貨商；洋奴」，不過就是在外企找了一份工作、又幹得不錯的大學生們，農民工們。
即便平時，他們的日子也一度生不如死。
例如1959年，全國推廣浙江諸暨——美女西施的故鄉——發明的「楓橋經驗」：《關於十個好人包夾改造一個壞人……的經驗》，全國包夾了五類分子2000餘萬，所謂包夾：「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經過批准，每半個月彙報改造表現，定期進行訓話。
更荒唐的是：如果「買辦」「洋奴」——「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而被單位開除，沒有生活出路的，你猜怎麼處理？
不是解決生活出路，而是——送去勞動教養！這是一種不需審判、甚至沒有期限的監禁與勞役。
（見1957年7月《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二條）
你別認為我說的是古老歷史———這樣荒謬的行徑，直到1983年，在改革開放大潮風中，公安部終於發文對四類分子全部「摘帽」；而「勞動教養」，一直到2013年才廢除！
我們法制文明的進步，是多麼的不容易。千萬不能往回走！
中國商務部網站的一篇文章稱：2011年以來，外資企業以不到全國2%的數量，解決了近7%?就業。高出全國企業平均水平5倍。商務部因此稱：這是外資對中國發展的重大貢獻。
同樣的數據，另一篇文章卻說：這是外資企業掐住了中國經濟喉嚨。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上綱上線，就是這樣破壞著一個社會的發展。
那種認為「外企高管替外國人說話，中國律師替外國人爭權益」，就是漢奸，洋奴，這樣的陳腐又血腥的認知，應當休矣。進博會上，繼續開放的豪言壯語，你們都聽到了吧？
一個華人青年，在澳洲欠了錢跑回國，我們在澳洲的法律團隊，終於查到了他在國內的地址，然後用遍布全中國的律師網路，將一封澳洲「追債信」送到他在國內的住所，造成極大心理震懾，很快將錢匯給澳洲債權人。
這不是吃裡扒外，更不是什麼漢奸。
同樣，我們在澳洲的西人律師們，也在幫助一家中國企業，開始針對一家澳洲著名機構展開債務追索。
這裏既沒有漢奸，也沒有澳奸。
相反，那些以為有了「民族大義」，就可以不講道理，不講契約，不講職業忠誠，等等這些人類美德，那才是對國家，對民族的最大抹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