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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Bidwill到Cherrybrook开M7高速公路不用25分钟，但这两个悉尼住宅区之间有个基本指标差距甚大——寿命。
根据托伦斯大学（Torrens University）公共卫生信息发展单位（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Unit，PHIDU）的分析显示，2014年至2018年期间，Bidwill的地方公共卫生区死亡中位数为69岁，但Cherrybrook则为88岁。
这19年的寿命差距，象征着这两个大悉尼相邻地区健康及经济福利的巨大落差。
几乎所有悉尼郊区的死亡年龄中位数都介于86到88岁之间，寿命最长的地区都在富裕的悉尼北区和东区。
然而，寿命最短的地区中，有四分之三位于较不富裕的悉尼西区和西南区，死亡年龄中位数在69至72岁之间。
2014年至2018年间，整个大悉尼的死亡年龄中位数为81岁。
PHIDU组长John Glover教授表示，悉尼各地死亡年龄的「巨大鸿沟」是由层层迭迭的社会经济弱势所导致。
「这些死亡年龄中位数的数据掩盖了健康状况不佳、压力和残疾的状况。」他说。
Community Resource Network首席执行官Kittu Randhawa表示，两个如此靠近的郊区却有近20年的寿命差异，「这是我们城市的耻辱」。
「如此大的差异，你会以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她说，「这肯定不是大家喜欢吹嘘的那个澳大利亚。」
PHIDU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8年间，Bidwill 地区过早死亡的潜在生命年数损失比全国标准高于85%。
距离Bidwill东边只有20多公里的Cherrybrook地方公共卫生区，状况却大不相同，Cherrybrook是悉尼居民寿命最长的四个区域之一，中位数死亡年龄为88岁，另外三个区域分别为Cromer-Narrabeen-Collaroy,、Ryde-Hunters Hill以及Gordon-Killara-Pymble。
这些地区的养老院集中度都高于平均，这可以影响地区死亡年龄中位数。但Glover教授表示，其他长寿指针也显示了悉尼人的寿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
例如，在Cherrybrook的地方卫生区，2014年到2018年间，75岁以前死亡的可能性比全澳平均低42%，而Gordon-Killara-Pymble则比全澳平均低60%。
但在Bidwell地区，75岁以前死亡的可能性比全澳平均高出82%。
「这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死得相当年轻，才会有这么高的比率。」Glover教授说。
悉尼西区其他地区的过早死亡率也异常高。分析显示，在Liverpool附近的Ashcroft-Busby-Millar，2014年至2018年期间，75岁前死亡的潜在生命年数损失比全澳平均高72%。
同一期间，Cherrybrook 75岁前死亡的潜在生命年数损失则比全澳平均高出50%。
许多健康指标是导致悉尼各地寿命差距的因素。
PHIDU的分析显示，Bidwill的癌症、糖尿病和肥胖症的发病率都比Cherrybrook高上许多。2016年及2017年Cherrybrook地区有超过40%的人曾接受政府免费的肠癌检查（提供给50岁以上的人），相较于Bidwill地区只有25%。但Bidwill（12.6%）测出的阳性比率是Cherrybrook（6.9%）的近一倍。
PHIDU数据显示，2017年年中，Bidwill的公共卫生区每10名16至64岁的居民，就有近1人在领取残疾补助老年金。Cherrybrook地区的领取比例则为60%左右。
悉尼大学悉尼健康社会中心（Sydney Centre for Healthy Societies）主任Alex Broom教授表示，在健康结果方面，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邮编差异」。他说，政府的一些政策，像是私人健康保险补助，都在增加富裕与弱势地区的健康差异。
惊人的经济差异扩大了悉尼的健康差异。
在最新的人口普查中，Bidwill的家庭年收入中为数为一年4.15万澳元，比Cherrybrook的典型家庭可支配所得（12.7万澳元）的三分之一还要低。
住在Bidwill公共住宅的居民住房拥有率比起州平均，也相对较低。该区原住民也占很大的比例。
经济学者警告，新冠疫情下，收入及财富不均会导致健康差异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