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世界第二富？不只是有矿
如果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来看，澳大利亚排名世界第12，虽然很高但不算顶尖。但是从人均财富来看，根据瑞士银行 UBS 每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澳大利亚排名世界第5。
解释一下，人均 GDP 和人均财富是两个概念，前者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创造的经济产出（流量），反映经济活力和生产能力；而后者衡量的是居民已经拥有的资产总量（存量），包括房产、股票、养老金等，反映积累的富裕程度。
澳大利亚的人均财富世界第5，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但是平均数容易被极少数超级富豪拉高。要想衡量一国普遍居民的财富状况，更有参考价值的其实是中位数。财富中位数是将所有人的财富从低到高排列，处于正中间那个人的财富值。
惊人的是，澳大利亚人的财富中位数高居世界第2，仅次于卢森堡。人均财富世界第5，财富中位数世界第2，这说明澳大利亚社会整体较为均衡，中产阶级比例庞大，贫富差距相对较小。
相反的例子是美国，美国的人均财富高居世界第2，但财富中位数仅位列第15。显而易见，美国的人均财富是被极少数超级富豪拉高的，并不能反映大多数普通人的财富状况。
那么问题来了，澳大利亚是如何形成这样一个“高度中产化、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的社会”？
各种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工会的力量。可以说没有工会，就没有今天的澳大利亚。这个结论是我最近在看澳大利亚工党的发展史意识到的，或许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工会是工业化的产物。在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开始工业化，矿业、铁路建设、牧业扩张带来大量劳工需求，但工作条件极差，工资低，工时长。早期工人组织往往是非正式的集会、互助会，主要目标是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1850年代的煤矿和铁路罢工是早期的全国性劳工运动。
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不仅影响了这个国家，而且还影响了世界。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八小时工作制，就是墨尔本工人在1856年通过罢工运动率先实现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成功标志着工会已能通过集体行动改变制度性安排。
19世纪末，澳大利亚的工会力量迅速增长。1890年代的几场大罢工（尤其是海员罢工和剪羊毛工罢工）虽然以失败告终，却让工人们意识到：光靠抗议不够，必须进入体制内去改变游戏规则。
于是，1891年，世界上第一个名为“工党”的政党在澳大利亚诞生。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工党已经成为全国性力量。1904年，工党在联邦层面第一次上台执政——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工党领导的政府。
换句话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将工会力量制度化、政治化的国家之一。
从此之后，澳大利亚的政治舞台上，长期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工会利益，主张社会公平、政府干预经济、扩大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的工党和“代表中产、商界和农场主等群体，主张自由市场、减税、限制政府干预”的自由党和国家党之间的博弈。
工会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罢工或谈判中，更体现在制度设计上。20世纪初，澳大利亚建立了独特的“仲裁制度”：政府设立工业仲裁法院，来调解劳资纠纷、制定行业工资标准。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开创性的。
这意味着工资、假期、工作时间等不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是纳入国家法律框架。结果是：工人有了稳定收入；企业有了可预期的劳资关系；中产阶级迅速扩大；社会整体财富分布更加平均。
到了1980年代，全球新自由主义兴起，澳大利亚也开始改革。工会会员比例从1970年代的60%一路下降到如今的10%左右。但即便如此，工会的遗产依然深远——澳洲依然保有全球最强的劳动保护体系之一：最低工资高、带薪假期多、医疗与养老体系覆盖广。
也就是说，工会虽然退居幕后，但制度的影子仍在。普通工人依然能过上体面生活，这正是工会一个世纪奋斗的结果。
我还想到，因为工会强大，工人待遇好，澳大利亚很早就意识到它的发展优势不在于劳动力价格和低劳工保障，使得企业和资本必须走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所以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过程中，面对发展中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澳大利亚本土的制造产业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避免了像美国等国家那样剧烈的制造业衰落的阵痛。
财富中位数世界第2、人均财富世界第5、社会矛盾相对温和，这些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个漫长政治斗争的结果。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在今天被称为“打工人天堂”，是因为过去一百多年里，工人集体为公平制度打下了地基。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的故事提醒我们：公平，不是市场自然的产物，而是工人长期争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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