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世界第二富？不只是有礦
如果以美元計價的人均 GDP 來看，澳大利亞排名世界第12，雖然很高但不算頂尖。但是從人均財富來看，根據瑞士銀行 UBS 每年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澳大利亞排名世界第5。
解釋一下，人均 GDP 和人均財富是兩個概念，前者衡量的是一個國家在一年內創造的經濟產出（流量），反映經濟活力和生產能力；而後者衡量的是居民已經擁有的資產總量（存量），包括房產、股票、養老金等，反映積累的富裕程度。
澳大利亞的人均財富世界第5，說明這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國家，但是平均數容易被極少數超級富豪拉高。要想衡量一國普遍居民的財富狀況，更有參考價值的其實是中位數。財富中位數是將所有人的財富從低到高排列，處於正中間那個人的財富值。
驚人的是，澳大利亞人的財富中位數高居世界第2，僅次於盧森堡。人均財富世界第5，財富中位數世界第2，這說明澳大利亞社會整體較為均衡，中產階級比例龐大，貧富差距相對較小。
相反的例子是美國，美國的人均財富高居世界第2，但財富中位數僅位列第15。顯而易見，美國的人均財富是被極少數超級富豪拉高的，並不能反映大多數普通人的財富狀況。
那麼問題來了，澳大利亞是如何形成這樣一個「高度中產化、財富分佈相對均衡的社會」？
各種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工會的力量。可以說沒有工會，就沒有今天的澳大利亞。這個結論是我最近在看澳大利亞工黨的發展史意識到的，或許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工會是工業化的產物。在19世紀中葉，澳大利亞各殖民地開始工業化，礦業、鐵路建設、牧業擴張帶來大量勞工需求，但工作條件極差，工資低，工時長。早期工人組織往往是非正式的集會、互助會，主要目標是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1850年代的煤礦和鐵路罷工是早期的全國性勞工運動。
澳大利亞的工人運動不僅影響了這個國家，而且還影響了世界。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八小時工作制，就是墨爾本工人在1856年通過罷工運動率先實現的。八小時工作制的成功標志著工會已能通過集體行動改變制度性安排。
19世紀末，澳大利亞的工會力量迅速增長。1890年代的幾場大罷工（尤其是海員罷工和剪羊毛工罷工）雖然以失敗告終，卻讓工人們意識到：光靠抗議不夠，必須進入體制內去改變遊戲規則。
於是，1891年，世界上第一個名為「工黨」的政黨在澳大利亞誕生。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時，工黨已經成為全國性力量。1904年，工黨在聯邦層面第一次上台執政——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由工黨領導的政府。
換句話說，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早將工會力量制度化、政治化的國家之一。
從此之後，澳大利亞的政治舞台上，長期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和工會利益，主張社會公平、政府干預經濟、擴大公共服務（教育、醫療、養老）」的工黨和「代表中產、商界和農場主等群體，主張自由市場、減稅、限制政府干預」的自由黨和國家黨之間的博弈。
工會的力量不僅體現在罷工或談判中，更體現在制度設計上。20世紀初，澳大利亞建立了獨特的「仲裁製度」：政府設立工業仲裁法院，來調解勞資糾紛、制定行業工資標準。這種做法在當時的世界上是開創性的。
這意味著工資、假期、工作時間等不再完全由市場決定，而是納入國家法律框架。結果是：工人有了穩定收入；企業有了可預期的勞資關係；中產階級迅速擴大；社會整體財富分佈更加平均。
到了1980年代，全球新自由主義興起，澳大利亞也開始改革。工會會員比例從1970年代的60%一路下降到如今的10%左右。但即便如此，工會的遺產依然深遠——澳洲依然保有全球最強的勞動保護體系之一：最低工資高、帶薪假期多、醫療與養老體系覆蓋廣。
也就是說，工會雖然退居幕後，但制度的影子仍在。普通工人依然能過上體面生活，這正是工會一個世紀奮鬥的結果。
我還想到，因為工會強大，工人待遇好，澳大利亞很早就意識到它的發展優勢不在於勞動力價格和低勞工保障，使得企業和資本必須走向高技術、高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產業道路。所以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全球化過程中，面對發展中國家物美價廉的商品，澳大利亞本土的製造產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避免了像美國等國家那樣劇烈的製造業衰落的陣痛。
財富中位數世界第2、人均財富世界第5、社會矛盾相對溫和，這些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個漫長政治鬥爭的結果。澳大利亞之所以能在今天被稱為「打工人天堂」，是因為過去一百多年裡，工人集體為公平制度打下了地基。在這個意義上，澳大利亞的故事提醒我們：公平，不是市場自然的產物，而是工人長期爭取的成果。
*以上內容系網友風平浪靜自行轉載自弗蘭克的海，該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和態度。本站系信息發布平台，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代表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果對文章或圖片/視頻版權有異議，請郵件至我們反饋，平台將會及時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