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病：8年零增长的生产率
我一直觉得，澳大利亚近年来病了，病得不轻。得了一种全民好逸恶劳的社会病。
自2016年以来，澳洲生产率零增长。8年停滞。
过去60年平均增长1.6%。2015年后平均增长仅0.4%。下降75%。
尤为可怕的是，2024年劳动生产率下降1.2%，连续第二年负增长。
对比其他OECD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垫底。
此外，OECD其他国家平均实际收入比疫情前高7%。澳洲却比疫情前低2%。拉开了9%的差距。
央行的困境
2025年12月9日，澳洲央行宣布维持3.6%利率不变，明年可能加息。
央行面临选择困境。加息打击增长，降息推高通胀，不动看着滞涨恶化。
困境的根源是生产率。
传统经济学里，低失业率对应高生产率。
澳大利亚的数据却是低失业率，以及更低的生产效率。
我不禁想知道，这4.3%失业率到底代表着什么?
公共部门膨胀
2014年，政府等公共部门占总就业12.5%。2024年，上升到17.9%。
10年增长43%。
2022到2024年，82.1%的新增就业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就业增长几乎停滞。
公共支出占GDP的28%，1985年以来最高。
失业率低，不是因为经济强劲。是因为公共部门在吸纳就业。但是公共部门的就业却带不来生产力的提升。
澳洲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整需求，却改变不了供给结构。
最典型的案例是NDIS。
NDIS：71.5万人的福利
2011年，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启动。预算70亿澳元。保护严重身体残疾群体。
2024-25财年，NDIS实际支出463亿。
增长6.6倍。
什么概念?
2024-25财年联邦政府总支出7340亿。NDIS占6.3%。
对比：2024-25财年国防预算533亿，NDIS是87%
2024-25财年中小学教育292亿，NDIS是1.6倍
2024年经过多年博弈后终于得以推行的学生债务减免总金额为200亿，NDIS是2.3倍
2024-25财年全澳洲的医疗研究基金新增6.5亿，NDIS是71倍
2024年，NDIS已经把覆盖范围扩到社交焦虑、ADHD、轻度抑郁。只要有医生诊断书，你就能申请补助。
2025年，NDIS覆盖71.5万人，占总就业人口4.9%。雇佣35.3万从业者，工作内容是审批申请，陪护服务，即使是申请人的亲人也符合要求。
目前NDIS从业者35.3万人，对GDP贡献1.7%。
行业平均时薪33-50澳元，70%兼职。
对比采矿业：26万人，占总就业人口1.8%，对GDP贡献14.3%。
生产率谜题的答案浮现：就业在增长，但增长集中在低生产率的公共部门。例如NDIS的人均生产率仅为采矿业的8.7%。
110美元的铁矿石
26万采矿业从业者从事的澳大利亚原材料出口，支撑着整个福利体系。
2023-24财年，矿产出口4050亿澳元，占出口总额63%。铁矿石1380亿，煤炭950亿。
政府从资源行业获得税收：企业所得税325亿、矿区使用费269亿，合计594亿澳元。
26万人挖矿带来594亿，流向NDIS(463亿)、国防(533亿)、教育、医疗。
107万人靠NDIS生存，200万张选票联系着这个体系。
与此同时，澳洲的制造业正在消失。1970年代，制造业占GDP的25%，雇佣100万人。2025年，6%，雇佣80万人。
消失的不只是工厂，还有技能、产业链、应对冲击的韧性。
经济结构变成：原材料出口，进口消费品，用福利维持内需。资源价格一跌，没有其他产业接替。
韧性归零。
60年前，荷兰经历过类似的问题。
格罗宁根1959
荷兰发现天然气田，储量全球第八。1960到1970年代，天然气出口占财政15%。
财富涌入，货币升值。汇率上升后，制造业出口失去竞争力。工厂关闭，产业萎缩。
经济变成：资源繁荣，其他衰退。
1982年，经济学家命名这个现象：”荷兰病”(Dutch Disease)。
这个病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源红利，福利扩张。
1959到1970年，天然气收入充裕。1967年，荷兰引入残疾保险法(WAO)，保护工伤劳动者。新教”工作是天职”的伦理开始松动。
第二阶段：选票陷阱。
1970到1982年，WAO覆盖范围扩大。背痛、精神压力都能申请。1980年，66万人领残疾金，占劳动力10%。
政治家发现：用资源红利发福利，能赢选举。1976到1982年，政府雇员增长25%，公共部门工资超私营部门。工资推通胀，通胀推工资，螺旋启动。
第三阶段：滞涨爆发。
1982年，失业率突破10%，财政赤字占GDP的6.5%。制造业倒闭，经济畸形。
新教伦理”延迟满足””工作神圣”瓦解。”福利是权利”成为新共识。
机制在三层运作：经济层：资源出口→货币升值→制造业死亡→经济单一化。
政治层：资源红利→福利扩张→选票锁定→改革消失。
文化层：财富涌入→工作伦理瓦解→”福利是权利”。
三重叠加，滞涨陷阱形成。
剪刀差
澳大利亚正在走荷兰的老路。时间线更短，速度更快。
2008年，铁矿石繁荣启动，价格从60美元涨到2011年的190美元。同年，NDIS引入，预算70亿。
到2025年，NDIS覆盖71.5万人，占就业人口4.9%。预算463亿，增长6.6倍。
对比荷兰1980年：WAO覆盖66万人，占劳动力10%。
剪刀差：NDIS支出每年涨10%，铁矿石价格110美元，比2011年跌42%。制造业占GDP从25%降到6%。
福利在涨，资源在跌，产业在萎缩。
从”荷兰病”到”澳洲病”
1982年，荷兰失业率10%，WAO覆盖66万人，占劳动力10%。危机够深，刺激了改革。
2025年，澳大利亚NDIS覆盖71.5万人，占就业人口4.9%。数字看似更轻，但改革更难。
为什么?
荷兰有文化同质性。能形成”我们是荷兰人，必须共渡难关”的叙事。能重建”滥用福利可耻”的公共压力。
澳大利亚从未建立统一的”澳大利亚梦”。”我们”是谁?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挪威：提前预防
1969年，另外一个欧洲国家挪威在北海发现石油。1971年开始生产。
1977年，《经济学人》发明”荷兰病”这个词。
挪威看到了。
1990年，挪威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石油收入不进日常预算，每年只用4%收益。到2024年，基金规模1.75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挪威人32万美元。
这是制度。但制度背后是文化。
挪威历史上96%人口信路德宗，”工作是天职，挥霍是罪恶”的伦理内化为公共共识。移民融入要求严格。
文化同质性形成”为未来储蓄是道德责任”的共识。主权基金是这个共识的产物，不是原因。
制度是果。文化是因。
荷兰：20年逆转
1982年，瓦森纳协议。工会同意工资冻结三年，企业承诺增加就业，政府削减赤字。
此后26年，荷兰没有衰退，失业率从10%降到4%。
代价是10年撕裂。失业者接受低工资，年轻人推迟消费，中产承受税负上升。
一代人牺牲。
为什么荷兰能成功?
文化同质性高。新教工作伦理是公共共识，能形成”滥用福利可耻”的道德压力。
危机够深。失业率10%触发集体危机感，形成”不改革就完蛋”的共识。
领导层担当。政治家承受短期代价，推动改革。
关键是文化基础尚存。加尔文宗伦理虽然松动，但”我们是荷兰人”这个身份从未消失。能形成”必须共渡难关”的叙事，能重建”工作创造财富，福利必须有度”的价值观同盟。
挪威更简单。文化同质性从未松动，主权基金是这个共识的产物。
澳大利亚呢?
危机推演:当资源红利终结
冲击:铁矿石跌30%
铁矿石价格110美元每吨,已比去年下跌15%。假设继续下跌30%,至77美元。
这不是危言耸听。2015年铁矿石曾跌至40美元。最明显的理由是中国房地产调整，此外钢铁产能过剩、巴西与西非产能释放,任何一项都可能触发。
冲击立即显现:出口收入减少400亿澳元。联邦税收15%来自资源行业,矿业税收、公司税双重受挫。财政赤字从GDP的1%扩大至3%。
NDIS年支出460亿澳元,占联邦支出8%,成为削减的首选目标。削减10%——46亿澳元——数字看似合理。
但背后是:71.5万受益者失去部分服务,35.3万从业者面临收入下降或失业。加上家属、供应商、相关服务业,直接涉及选票超过200万。
更棘手的是:谁的福利该削减?
按收入削减?高收入残疾者会质疑:”残疾不分贫富,凭什么歧视?”
按需求评估?评估标准由谁定?心理健康支持算不算必需?文化敏感服务算不算必需?
按使用频率?移民群体使用率较高,削减容易被解读为”针对性政策”。
每一种方案都会触发某个群体的强烈反弹。
传导:经济螺旋向下
福利削减传导至消费。107万人收入下降,消费萎缩。零售、餐饮首当其冲。失业率从4%升至6%。
房贷违约率上升。澳大利亚家庭债务占GDP 120%,全球第二高。房价下跌10%,资不抵债的家庭激增。银行坏账增加,信贷收紧。房地产相关岗位——建筑、装修、中介——面临压力。
失业进一步推高福利支出。财政赤字继续扩大。经济与福利,双重螺旋向下。
撕裂:没有”我们”
每个群体都有不让步的理由:残疾群体:”我们已经是弱势,凭什么要我们牺牲?削减NDIS就是歧视!”
从业者:”我们提供的是专业服务,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削减预算就是不尊重专业价值!”
移民群体:”我们依法纳税,享受福利天经地义。削减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
本地中产:”我们工作纳税养活福利,凭什么还要我们勒紧裤腰带?先削减那些滥用福利的人!”
原住民:”历史欠债还没还清,现在就要削减我们的权益?这是二次殖民!”
每个群体的诉求都有道理。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超越族群的”我们”来协调。
荷兰1980年代能达成”瓦森纳协议”,因为”我们是荷兰人”这个身份从未消失。工会、企业、政府认同同一个共同体。澳大利亚的”我们”是谁?没有答案。
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是”所有文化价值观平等”。这让”工作是责任”难以成为统一共识。批评某些文化的福利观容易被指控”文化歧视”。无法重建”滥用福利可耻”的公共压力。”共同牺牲”的叙事难以形成。
任何削减方案都会被某个族群解读为”针对性迫害”:削减移民福利?文化歧视。削减残疾福利?弱势歧视。削减原住民福利?历史债务。削减本地福利?不公平。
政府陷入僵局。经济困境加剧族群对立。社会撕裂。
改革需要文化同质性——形成”共同牺牲”的共识。但多元文化政策下,这种同质性难以建立。
改革需要政治空间——承受短期阵痛换取长期收益。但200万选票的制约,让政治家缺乏行动激励。
改革需要时间窗口——在危机到来前完成调整。但福利依赖已深度固化,调整周期远长于危机演化。
三重组合,锁死改革。
单看,资源红利、民主政治、多元文化都是自然的馈赠和文明的成果。三者叠加,成为改革的枷锁。
格罗宁根的幽灵
1959年的荷兰证明，资源财富能摧毁工作伦理。
2025年的澳大利亚，是否即将证明，文化同质性缺失时，这一摧毁更加彻底。
荷兰30年陷入，20年爬出，代价一代人。WAO从66万人(占劳动力10%)降到可控水平，靠的是文化同质性支撑的”大妥协”。
澳大利亚尚未建立统一的”澳大利亚梦”。”我们”是谁?没有答案。刹车失灵。族群撕裂风险上升。
不禁让人猜测：”澳洲病”比”荷兰病”更难治愈。
不是因为症状更重，而是因为缺少文化免疫系统。
选票政治将短期福利固化为长期毒药。多元文化拆除了道德约束。经济单一化摧毁了应对危机的韧性。
这个故事不只在澳大利亚上演。所有”民主+多元+资源”的国家都面对同样挑战。
挪威守住了，靠文化同质性。荷兰爬出来了，用20年代价重建共识。
澳大利亚如何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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