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着天价学费，却喊着亏本？澳洲名校被指患上“中国留学生依赖症”
32亿澳元的本地学费收入囊中，却依然填不满运营的窟窿。
这并非段子，而是澳洲高校正面临的真实财务窘境。
一边是对本地学生“招一个亏一个”的尴尬现实，另一边却是高达77%的国际学生收入仰仗中国生源的单一依赖。
当政府签证政策持续收紧，澳洲大学这只看似风光无限的“现金牛”，正站在收支失衡与来源集中的风险悬崖边。
澳洲大学收本地学生亏本
尽管部分学位的学费已超过5万澳元大关，然而澳洲大学在本地学生身上却依旧是一笔“赔本买卖”。
根据新州审计长Bola Oyetunji向议会提交的最新报告，2025年新州大学每招收一名全日制本地学生的平均运营成本高达37,868澳元，而实际到手的学费收入仅为25,213澳元。
即便算上联邦政府平均每人10,550澳元的拨款，依然追不上成本增长的步伐，每收一名本地生，大学账面就要硬生生扛下约1.2万澳元的亏损。
数据显示，去年新州大学从国内学生身上共获取了32亿澳元收入，同比增长2.34亿，这得益于新增的1.1万名本地生源，其中IT和工程专业的入学人数更是猛增了9.6%。
然而，审计长发出严厉警告：这点增长远不足以维持大学的体面运营。更令人侧目的是，在财务管理备受质疑的同时，各大学去年竟豪掷1.39亿澳元用于聘请管理咨询顾问，且许多合约并未经过公开招标。
主导议会调查的工党议员Sarah Kaine对此直言不讳地炮轰：“这些大学高管拿着天价薪酬，有的甚至比州长还高，结果转头就烧掉1.39亿请外援？这不仅是财务管理的糟糕透顶，更是人员管理上的严重失职。”
77%留学生收入来自中国，过度依赖成定时炸弹
本地生的缺口靠谁来补？答案显而易见——国际学生。
然而，这种补漏方式正在演变成一场高风险的赌局。
审计报告揭示了一个令教育界忧心忡忡的现象：新州大学超过44%的学费收入高度依赖中国、印度和越南三个国家的学生口袋。
这种集中度在顶尖名校中尤为触目惊心——UNSW高达78%的国际学生收入来自中国，而悉尼大学这一比例也达到了77%。
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来源国过于单一，新州大学在海外学生收入上面临着严重的集中风险。”
偏远地区大学面临裁员和关停课程
在近日举行的高等教育峰会上，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副校长Renée Leon表示，国际学生数量下降意味着学校将少掉数千万澳元收入，而大学最大的开支就是人员成本，因此裁员和减少课程可能难以避免。
她还提到，许多地区大学已经停止开设创意产业相关课程。学生数量下降后，一些规模较小、成本较高的专业很难继续维持。
“我认为，这对澳洲地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20年后，艺术家、剧作家和音乐创作者将从哪里出现，才能让澳洲地区像城市居民一样，亨有国家文化生活的成果?”
西悉尼大学(Wester Sydney University)副校长George Wiliams也坦言，国际学生收入已经成为澳洲大学运营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依赖国际学生已经成为“澳洲运营模式的决定性特征”，并带来“巨大的脆弱性和依赖性”。
“纵观整个行业，大约每4澳元收入中就有1澳元来自国际学生…这种依赖程度非常高。
问题在于，国际学生正在减少，而政府短期内并没有准备让这个趋势重新掉头。
澳洲政府近年持续收紧学生签证和移民政策，并通过“软上限”等方式控制国际学生增长。教育部长Jason Clare在峰会上表示，海外学生新入学人数已经比疫情开始时下降13%。
对于一些大学来说，影响已经非常直接。
Williams透露，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原本获准招收约4000名相关国际学生，但今年实际人数可能只有2300人左右。
这意味着学校未来三年可能减少约8000万至1亿澳元收入。
悉尼大学副校长Mark Scott也表示，该校中国研究生申请已经下降约30%。
这些数字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国际学生不再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进入澳洲大学。
上个月的数据显示，UNSW和悉尼大学各自从留学生身上收割了惊人的17亿澳元，而新州大学去年47亿的总学费收入中，超过一半由这两校贡献。
联邦反对党教育发言人Julian Leeser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立大学优先服务澳洲学生，这不该有争议。如此过度依赖不仅财务风险巨大，学生体验同样堪忧。我们希望每一个踏进校园的人，无论肤色与国籍，都能获得世界级的教育，但显然，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并非明智之举。”
不只是大学，留学产业链也开始“降温”
大学感受到压力，留学中介行业同样如此。
澳洲最大的上市留学服务企业之一IDP Education公布的2025-26财年业绩显示，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77%，至1320万美元，此前一年利润已经下降64%。
更值得留意的是生源变化。
IDP在澳洲市场的学生人数同比下降9%，其中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学生降幅最明显，分别达到39%和22%。公司的学生中介业务收入也下降16%，学生总数下降27%。
IDP预计，核心市场的学生入学人数未来一年还可能继续下降20%至30%。
对于留学生来说，这并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财报问题。IDP本身就是澳洲国际教育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它的业绩变化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留学市场的温度。
过去几年，澳洲、加拿大、英国等传统留学国家都在收紧移民和学生签证政策。
如今，市场开始担心的已经不是“学生会不会晚一点回来”，而是部分需求是否真的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澳洲统计局(ABS)数据显示，国际学生在2024-25年度为经济贡献超过530亿澳元，使教育成为仅次于煤炭、铁矿石和天然气的第四大出口行业。
为减少入境国际学生人数，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引入“软上限”机制:当大学达到获配名额后，签证审理速度就会放慢。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Sydney)副校长Mark Scott表示：“国际学生开始减少，部分原因是国内政策环境，澳洲高等教育行业将迎来非常艰难的时期。替代性收入来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育起来。
Williams和Leon都表示，大学无意让自己最终依赖海外学生。“这是政府对我们的期望。
大学在愁钱，学生在愁活
大学财务吃紧，最直接的反应通常就是削减成本。
当管理层为财务赤字焦头烂额时，真正的代价正由学生默默承担。
裁员、减少课程、合并专业、压缩部分服务，都可能成为学校重新平衡预算的方式。对于地区大学而言，一些学生人数本来就不多的专业可能最先受到影响。
而对留学生来说，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澳洲大学的成本压力，并不会因为国际学生减少就自动消失。
过去几年，澳洲大学学费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也明显增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学生需要通过兼职来缓解经济压力。
一份针对全澳41所大学的深度调查显示，51%的受访学生在食物保障上挣扎，64%在住房负担上喘不过气，近45%的人直言经济压力已严重拖累了学业。
为了留在课堂，74%的学生被迫兼职打工，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每周工作超20小时，代价是翘课、缺觉与无休止的精疲力竭。
有人向研究者坦言：“每天都在算计余额，夜里根本睡不着。”然而，看似救命的Youth Allowance津贴（每周约339澳元）远低于单身贫困线（584澳元/周），且大多数留学生根本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更讽刺的是，虽然多数大学设有紧急补助或食品分发服务，但仅有22%的学生知晓这些渠道，繁琐的申请流程与垫付要求将大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拒之门外。
从1980年代取消免费大学教育，到如今将教育做成价值530亿的出口商品，澳洲大学已在这条商业化道路上狂飙太久。
当国际政治波动、签证政策收紧，中国申请量开始出现下滑，依赖教育出口的盛宴或许正接近尾声。
评论指出，如果联邦政府继续吝啬拨款，把大学逼成向钱看的“贸易公司”，那么最终受损的将不仅是财务账本，更是澳洲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根基。
归根结底，大学不该是贩卖文凭的捷径，而社会也需意识到：支持学生完成学业，不是他们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整个国家的责任。
澳洲仍然拥有不少全球认可的大学，教育质量、科研实力以及英语国家背景，对国际学生依然具有吸引力。
但过去那种“留学人数不断增长、大学收入不断增加、教育出口持续扩张”的黄金时期，显然正在发生变化。
政府希望降低净海外移民，大学却需要国际学生收入；大学希望维持课程和教学质量，国际学生却越来越在意签证、学费、就业和移民政策。
这几件事情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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