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著天價學費，卻喊著虧本？澳洲名校被指患上「中國留學生依賴症」
32億澳元的本地學費收入囊中，卻依然填不滿運營的窟窿。
這並非段子，而是澳洲高校正面臨的真實財務窘境。
一邊是對本地學生「招一個虧一個」的尷尬現實，另一邊卻是高達77%的國際學生收入仰仗中國生源的單一依賴。
當政府簽證政策持續收緊，澳洲大學這隻看似風光無限的「現金牛」，正站在收支失衡與來源集中的風險懸崖邊。
澳洲大學收本地學生虧本
儘管部分學位的學費已超過5萬澳元大關，然而澳洲大學在本地學生身上卻依舊是一筆「賠本買賣」。
根據新州審計長Bola Oyetunji向議會提交的最新報告，2025年新州大學每招收一名全日制本地學生的平均運營成本高達37,868澳元，而實際到手的學費收入僅為25,213澳元。
即便算上聯邦政府平均每人10,550澳元的撥款，依然追不上成本增長的步伐，每收一名本地生，大學賬面就要硬生生扛下約1.2萬澳元的虧損。
數據顯示，去年新州大學從國內學生身上共獲取了32億澳元收入，同比增長2.34億，這得益於新增的1.1萬名本地生源，其中IT和工程專業的入學人數更是猛增了9.6%。
然而，審計長發出嚴厲警告：這點增長遠不足以維持大學的體面運營。更令人側目的是，在財務管理備受質疑的同時，各大學去年竟豪擲1.39億澳元用於聘請管理諮詢顧問，且許多合約並未經過公開招標。
主導議會調查的工黨議員Sarah Kaine對此直言不諱地炮轟：「這些大學高管拿著天價薪酬，有的甚至比州長還高，結果轉頭就燒掉1.39億請外援？這不僅是財務管理的糟糕透頂，更是人員管理上的嚴重失職。」
77%留學生收入來自中國，過度依賴成定時炸彈
本地生的缺口靠誰來補？答案顯而易見——國際學生。
然而，這種補漏方式正在演變成一場高風險的賭局。
審計報告揭示了一個令教育界憂心忡忡的現象：新州大學超過44%的學費收入高度依賴中國、印度和越南三個國家的學生口袋。
這種集中度在頂尖名校中尤為觸目驚心——UNSW高達78%的國際學生收入來自中國，而悉尼大學這一比例也達到了77%。
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由於來源國過於單一，新州大學在海外學生收入上面臨著嚴重的集中風險。」
偏遠地區大學面臨裁員和關停課程
在近日舉行的高等教育峰會上，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副校長Renée Leon表示，國際學生數量下降意味著學校將少掉數千萬澳元收入，而大學最大的開支就是人員成本，因此裁員和減少課程可能難以避免。
她還提到，許多地區大學已經停止開設創意產業相關課程。學生數量下降后，一些規模較小、成本較高的專業很難繼續維持。
「我認為，這對澳洲地區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20年後，藝術家、劇作家和音樂創作者將從哪裡出現，才能讓澳洲地區像城市居民一樣，亨有國家文化生活的成果?”
西悉尼大學(Wester Sydney University)副校長George Wiliams也坦言，國際學生收入已經成為澳洲大學運營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依賴國際學生已經成為「澳洲運營模式的決定性特徵」，並帶來「巨大的脆弱性和依賴性」。
「縱觀整個行業，大約每4澳元收入中就有1澳元來自國際學生…這種依賴程度非常高。
問題在於，國際學生正在減少，而政府短期內並沒有準備讓這個趨勢重新掉頭。
澳洲政府近年持續收緊學生簽證和移民政策，並通過「軟上限」等方式控制國際學生增長。教育部長Jason Clare在峰會上表示，海外學生新入學人數已經比疫情開始時下降13%。
對於一些大學來說，影響已經非常直接。
Williams透露，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原本獲准招收約4000名相關國際學生，但今年實際人數可能只有2300人左右。
這意味著學校未來三年可能減少約8000萬至1億澳元收入。
悉尼大學副校長Mark Scott也表示，該校中國研究生申請已經下降約30%。
這些數字背後，其實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國際學生不再像過去那樣源源不斷地進入澳洲大學。
上個月的數據顯示，UNSW和悉尼大學各自從留學生身上收割了驚人的17億澳元，而新州大學去年47億的總學費收入中，超過一半由這兩校貢獻。
聯邦反對黨教育發言人Julian Leeser一針見血地指出：「公立大學優先服務澳洲學生，這不該有爭議。如此過度依賴不僅財務風險巨大，學生體驗同樣堪憂。我們希望每一個踏進校園的人，無論膚色與國籍，都能獲得世界級的教育，但顯然，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里並非明智之舉。」
不只是大學，留學產業鏈也開始「降溫」
大學感受到壓力，留學中介行業同樣如此。
澳洲最大的上市留學服務企業之一IDP Education公布的2025-26財年業績顯示，公司凈利潤同比下降77%，至1320萬美元，此前一年利潤已經下降64%。
更值得留意的是生源變化。
IDP在澳洲市場的學生人數同比下降9%，其中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學生降幅最明顯，分別達到39%和22%。公司的學生中介業務收入也下降16%，學生總數下降27%。
IDP預計，核心市場的學生入學人數未來一年還可能繼續下降20%至30%。
對於留學生來說，這並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財報問題。IDP本身就是澳洲國際教育市場的重要參与者，它的業績變化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個留學市場的溫度。
過去幾年，澳洲、加拿大、英國等傳統留學國家都在收緊移民和學生簽證政策。
如今，市場開始擔心的已經不是「學生會不會晚一點回來」，而是部分需求是否真的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澳洲統計局(ABS)數據顯示，國際學生在2024-25年度為經濟貢獻超過530億澳元，使教育成為僅次於煤炭、鐵礦石和天然氣的第四大出口行業。
為減少入境國際學生人數，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引入「軟上限」機制:當大學達到獲配名額后，簽證審理速度就會放慢。
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Sydney)副校長Mark Scott表示：「國際學生開始減少，部分原因是國內政策環境，澳洲高等教育行業將迎來非常艱難的時期。替代性收入來源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培育起來。
Williams和Leon都表示，大學無意讓自己最終依賴海外學生。「這是政府對我們的期望。
大學在愁錢，學生在愁活
大學財務吃緊，最直接的反應通常就是削減成本。
當管理層為財務赤字焦頭爛額時，真正的代價正由學生默默承擔。
裁員、減少課程、合併專業、壓縮部分服務，都可能成為學校重新平衡預算的方式。對於地區大學而言，一些學生人數本來就不多的專業可能最先受到影響。
而對留學生來說，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澳洲大學的成本壓力，並不會因為國際學生減少就自動消失。
過去幾年，澳洲大學學費持續上漲，生活成本也明顯增加。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學生需要通過兼職來緩解經濟壓力。
一份針對全澳41所大學的深度調查顯示，51%的受訪學生在食物保障上掙扎，64%在住房負擔上喘不過氣，近45%的人直言經濟壓力已嚴重拖累了學業。
為了留在課堂，74%的學生被迫兼職打工，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每周工作超20小時，代價是翹課、缺覺與無休止的精疲力竭。
有人向研究者坦言：「每天都在算計餘額，夜裡根本睡不著。」然而，看似救命的Youth Allowance津貼（每周約339澳元）遠低於單身貧困線（584澳元/周），且大多數留學生根本連申請的資格都沒有。更諷刺的是，雖然多數大學設有緊急補助或食品分發服務，但僅有22%的學生知曉這些渠道，繁瑣的申請流程與墊付要求將大批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拒之門外。
從1980年代取消免費大學教育，到如今將教育做成價值530億的出口商品，澳洲大學已在這條商業化道路上狂飆太久。
當國際政治波動、簽證政策收緊，中國申請量開始出現下滑，依賴教育出口的盛宴或許正接近尾聲。
評論指出，如果聯邦政府繼續吝嗇撥款，把大學逼成向錢看的「貿易公司」，那麼最終受損的將不僅是財務賬本，更是澳洲高等教育賴以生存的根基。
歸根結底，大學不該是販賣文憑的捷徑，而社會也需意識到：支持學生完成學業，不是他們一個人的戰鬥，而是整個國家的責任。
澳洲仍然擁有不少全球認可的大學，教育質量、科研實力以及英語國家背景，對國際學生依然具有吸引力。
但過去那種「留學人數不斷增長、大學收入不斷增加、教育出口持續擴張」的黃金時期，顯然正在發生變化。
政府希望降低凈海外移民，大學卻需要國際學生收入；大學希望維持課程和教學質量，國際學生卻越來越在意簽證、學費、就業和移民政策。
這幾件事情之間，本身就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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