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签证政策将迎巨变！这些华人家庭，团聚更难了……
在布里斯班的清晨，Amy Hu的女儿揉着睡眼问：“为什么外婆又要走了？”这句话像一根细针，扎在每一位海外游子的心上，Amy也不例外。
作为一位华裔澳大利亚人，Amy曾是一位单亲妈妈，大女儿出生后，正是自己的母亲不远万里从中国赶来，一手帮她撑起了育儿的那片天。“我特别感激我妈妈，她帮我带大了女儿，真的帮了大忙。”
后来，Amy重新组建了家庭，2024年又迎来了一个小儿子。她的母亲依旧像“候鸟”一样，在中澳之间来回奔波——每次临时签证到期，老人就必须返回中国，等上好几个月才能重新申请入境。
光是临时父母签证的申请费，Amy就掏了两次，每次超过6000澳元。可孩子不懂签证的复杂，只会一遍遍问：“姥姥为什么总要走？”
为了能长久团聚，2019年，Amy的父母在中国递交了贡献类父母签证（contributory parent visa）申请——这类签证能让父母获得澳大利亚永居，但申请人需支付超过5万澳元的费用。
而另一类非贡献类签证虽只需8665澳元，排队时间却长得令人望而却步。原本，Amy的父母预计2027年能拿到签证，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
政策突转，海外申请被“降级”
今年7月底，澳大利亚内政部推出新规：优先处理已在境内递交的家庭签证申请，而境外递交的申请则被排到了后面。
这一变化不仅影响父母签证，也波及伴侣、子女和 carers 等所有家庭团聚类签证。
Amy上周在网上发起了一份请愿书，呼吁联邦政府公平对待境外签证申请人。截至目前，请愿已获得超过1600个签名。
她说：“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澳大利亚公民，难道我要告诉他们，家庭不重要？或者祖父母不重要？”她感到决策者“根本不关心下一代”。
内政部发言人在回应ABC采访时表示，7月生效的部长指令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落实2026-27财年家庭移民计划，包括政府承诺优先处理在岸移民的申请”，同时“对净海外移民（NOM）施加下行压力”。
发言人强调，优先处理在岸申请人“有助于缩短已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和纳税的移民的等待时间”，父母签证的审理并未暂停，但各类签证的预估审理时间将在本财年适时更新。
然而，在政策调整之前，内政部网站显示，本财年递交的父母签证预估平均审理时间已是15至33年。如今，人们担心这个时间还会进一步拉长。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也许永远等不到”
请愿书的另一位签名者Evon Yu，同样深受新政影响。近20年前，她以国际学生身份来到悉尼，之后一直与中国国内的父母分隔两地。
虽然偶尔回国探望，但如今她要工作，还有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分身乏术。“如果他们能过来住，肯定能帮我分担很多带娃的压力，”她说，父母也是她情感上的依靠。
她害怕父母来澳团聚的等待期会变得“遥遥无期”。Evon Yu坦言，如果三到五年后父母还在排队，他们全家可能会考虑搬回中国。
和Amy Hu的父母一样，Evon Yu的父母也是在2019年递交了贡献类父母签证，初始申请费超过8000澳元，而且在签证获批前，每位申请人还需缴纳第二笔43,600澳元的费用。
“几十年”的积压，区区7060个名额
Evon Yu认为，政策变化只是澳大利亚变得“不够包容”的又一例证。“我知道背后有很多原因，但对所有境外的家庭签证申请人来说，真的太不公平了。对我而言是父母，对别人可能是配偶、孩子。”
另一份呼吁改善伴侣签证审理系统、减少过长等待时间的在线请愿，也已获得近1500个签名。
根据官方数据，2026-27财年，澳大利亚永久家庭签证总配额为52,460个，而父母签证仅占7060个——这是十年来（疫情时期除外）的最低水平。
2023年的《移民系统审查报告》早已指出，父母签证存在“长达数十年”的积压，且“多次尝试解决均未成功”。
报告还提到，父母签证名额受限，部分原因是纳税人成本过高：一名技术移民一生带来的财政收益约为20万澳元，而一名父母移民因大量使用政府资助服务且纳税有限，平均一生要耗费40万澳元。
但Evon Yu并不认同父母会成为社会负担。她从事金融行业，表示父母已打算将积蓄带来澳大利亚投资，为本地经济做贡献。
“我的父母和很多海外申请人一样，年纪并不算太大，在国内也有不错的养老金，不需要靠澳大利亚的钱生活，我觉得他们对澳大利亚社会的经济贡献，可能超过他们产生的社会成本。”
“家庭需要明确的答复”
移民代理Rajwant Singh指出，那些已经排队多年的申请人如今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他认为，境外父母签证申请仍会与境内申请一同审理，但速度会比以前更慢。“受影响的家庭需要清晰度和保证——要保证没有人会受到不公平对待。”
移民律师James Hammond则表示，他不清楚优先处理在岸申请会如何影响本就面临漫长等待的境外申请人。
他认为，降低境外父母签证的优先级对降低净移民数字并无实效，“这些类别的签证批准量只是沧海一粟，人们已经等了很久，从政府减少海外移民数量的目标来看，这么做实在不太合理。”
绿党参议员David Shoebridge直言，将移民体系的重组围绕短期减少净海外移民来推进，“是不负责任的，尤其是当它拆散家庭时”。
他还提到，目前非贡献类父母签证的平均等待时间是30年，贡献类为15年。“去年，有超过1500个家庭在等待签证期间失去了父母，这是令人心碎的现实。”
优先在岸的指令一纸落下，境外苦等多年的家庭瞬间被“降级”。今天说2027年能批，明天又成了“遥遥无期”。澳洲政府拿父母签证当调节移民数字的阀门，变来变去，苦的却是那些盼着团聚的普通人家。靠谱二字，实在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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