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少90后和更年轻的澳洲人来说，曾经那套“读大学、找好工作、努力存钱，就能过得比父母更好”的人生路径，正在失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工资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房价和首付门槛更是一路狂飙。原文认为，年轻一代并不是不努力，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在把他们越推越远。
大学成本就是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如今一个艺术学位费用可能达到约5万澳元，如果想读法律，相关学位成本相比1990年甚至高出约700%。与此同时，2019年至2023年，澳洲本地本科入学人数下降4.1%，低社会经济背景学生更下降9.6%，城市以外学生的降幅达到12.5%。
毕业之后，工资也没有真正追上生活成本。以2022年毕业生为例，工作三年后的专业人士工资中位数约9.1万澳元，但2017届毕业生同期工资按通胀调整后，相当于今天的9.21万澳元。也就是说，账面工资虽然更高，实际购买力反而每年少了约1132澳元。
把时间拉长来看，情况更加明显。原文指出，自2020年以来，专业人士实际购买力相当于减少约1万澳元，如今平均工资按实际价值计算，大致退回2009年的水平。再扣除所得税、学生贷款还款和其他生活开支，真正能拿来存钱的部分就更少。
房价则完全跑在工资前面。2014年，悉尼一套中位价住宅的20%首付约为15.46万澳元；如果此后10年按全职男性平均工资、每年存下15%收入，到2024年大约能攒12.61万澳元。可同期所需首付已经涨到28.15万澳元，结果不是越来越接近目标，而是反而还差15.54万澳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千禧一代和Gen Z产生“越努力越落后”的感觉。有人甚至创造了DUMPY这个说法，意为“向下且不快乐流动的年轻专业人士”，与80年代象征向上流动的YUPPIE形成鲜明对比。原文认为，这种愤怒并非简单的抱怨，而是年轻人发现过去承诺的社会流动机会正在消失。
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本身属于评论分析，其中对历届政府政策和“体系背叛年轻人”的判断带有明确作者立场。但学费上涨、实际工资疲弱和住房门槛抬高这些现象，确实共同构成了年轻澳洲人的现实压力。对这一代人来说，最刺痛的不是生活辛苦，而是明明按照上一代告诉他们的规则去做，却越来越难得到上一代曾经拥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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