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翻译成为国家安全议题：谁的专业能力才算数？
秦潞山的事件表明，一位备受尊敬的普通话口译员，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成为国家安全议题中的人物。媒体的框架建构如何促成这一转变？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着澳大利亚社会如何看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专业能力以及跨国沟通。
数十年来，秦潞山一直为澳大利亚历届总理提供口译服务：从霍华德到阿尔巴尼斯，并在翻译与口译服务领域建立了卓越的职业生涯，2016 年获颁澳大利亚勋章（OAM）。然而，《澳大利亚人报》8 月 28 日的一篇报道，却将他塑造成了另一种形象：一个涉及中国与澳大利亚华裔的国家安全议题人物。
这一事件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ASPI）旗下《战略家》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主张，澳大利亚应设立政府专用的普通话口译服务机构，并且只能由通过安全审查的口译员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悉尼科大澳中关系研究院发表的一篇回应文章则指出，这场争议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正日益影响着社会如何理解澳大利亚华裔的专业能力。
这些不同的介入与讨论表明，真正的问题并不仅仅关乎一名口译员或某一个社区，而在于跨国沟通正在如何被重新定义。
框架建构的力量
长期以来，媒体研究学者一直指出，新闻的作用不仅仅是报道事实，更在于对事实进行框架建构。正如政治传播学者罗伯特·恩特曼所指出的，框架建构通过“显著性”体现媒体的力量：即决定哪些内容应当被突出，以及一个议题应当如何被理解。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1231/chineseinterpretersrevealwhatthehighpressurejobislike/10667258
2018 年，秦潞山曾出现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一篇报道中，该报道对澳大利亚世界一流的外交口译员给予了高度肯定。如今，同一个人却因为过去与中国大学存在联系而被视为具有“风险”。秦潞山为澳大利亚政府部长提供高层口译服务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是解读他的框架。
《澳大利亚人报》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正是欧文·戈夫曼所称的“关联式框架建构”——即通过一系列具有解释意味的符号赋予事物某种意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关联定罪”（guilt by association）。
该文并未指控秦潞山从事间谍活动，也未指控其有任何违法行为。相反，文章通过一系列迹象及相关信息构建出如下关联链条：• 秦潞山曾任四川大学访问教授；
•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将四川大学列为“极高风险”；
• 该大学与中国军工体系存在联系；
• 秦潞山过去与该大学的联系因此值得关注；以及
• 因此，他目前所处的职位引发了安全方面的关切。
这种关联式框架建构，是通过运用表面上“事实性”、客观的信息来形成一种怀疑性的叙事。它并非直接提出指控，而是通过关联引导受众作出推断。在《澳大利亚人报》的国家安全新闻报道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对于受众而言可能变得难以区分。
还有另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传播技巧：词汇启动效应（lexical priming）。当“高风险”“军事”“网络间谍”“核”“安全”等词汇在有关中国和澳大利亚华裔的媒体报道中反复出现时，读者便容易受到这种关联式框架建构的影响，并倾向于透过“危险”这一视角来解读随后出现的信息。
谁的专业能力才算数？
秦潞山事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究竟哪些人的声音被赋予了权威性。
如果高度依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ASPI）的风险评估，而该机构的专业领域主要在国防与战略政策，那么这种专业判断本身并非中立。尤其是在涉及跨国沟通的讨论中，当国防分析人士占据主导地位，而语言学家、翻译研究学者、区域研究专家以及外交实务工作者的声音所占空间相对有限时，更是如此。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随后介入这一讨论，可以说向前迈进了一步。它没有继续将焦点完全放在秦潞山过去的任职与联系上，而是提出建立由政府信任的普通话口译服务。对于涉及敏感职位及政府项目的人员，政府通常都会要求进行安全审查，而最高层级的外交口译工作则涉及更高级别的安全审查。这是基本常识。
从历史上看，同声传译员一直被视为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其专业权威建立在语言专长、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职业伦理上的中立性之上。然而，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新闻报道正在对何谓专业正当性提出质疑。
无论政府是否建立专门的口译服务，我们是否将面临这样一种局面——语言能力与专业标准虽然仍属必要条件，却已不再是充分条件？我们是否正在澳大利亚看到毛泽东时代“又红又专”困境的幽灵，而这一幽灵已经在美国游荡：选择口译员时，政治忠诚是否将凌驾于专业能力之上？
为何这一事件的影响远远超越个人
对于许多澳大利亚华裔而言，由此引发的反应远远超出了秦潞山本人。在他们的微信群中，围绕外国干预、大学合作、奥库斯(AUKUS)以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讨论，并对此表达忧虑。悉尼科大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的评论恰当地指出，澳大利亚正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所谓的“中国问题”来解读秦潞山这样的澳大利亚华裔公众人物：即倾向于透过忠诚度审视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棱镜，来理解其专业能力与观点。
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安全是否重要，国家安全当然重要。真正的问题在于，澳大利亚华裔专业人士能否在公共领域出现，而不必首先因为外界对其与中国的关系或与中国大学联系所作的假设，而接受其正当性的检验。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场争议所揭示的，与其说是某一位口译员的问题，不如说是有关“中国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问题：由谁来决定什么才算是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这种专业知识与能力才能在公共领域获得理解和认可。
真正的挑战
我们完全有权审视外国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并讨论国际合作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这种审视应当始终以证据为依据，而不应以“关联定罪”为基础。
秦潞山的事件揭示，在战略竞争的时代，跨文化和跨国沟通领域的专业人士：过去曾发挥桥梁和文化中介的作用，如今正在被重新界定为潜在的安全隐患。这令澳大利亚华裔不寒而栗。
澳中关系研究院的文章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再也无法与地缘政治猜疑相分离时，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翻译不再仅仅被界定为一种沟通服务，而开始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那么，大学这样的知识生产机构以及教授这样的知识生产者又将如何？过去被针对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如今，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否也都将成为被针对的对象？这场“猎巫”究竟还要走多远？
我们如何建构这些事件的叙事框架，其影响远不止于塑造公众舆论。它还决定了在公共领域中，哪些形式的多元文化专业知识与能力仍然能够获得信任。传统上，口译员一直发挥着一种“隐形基础设施”的作用；他们之所以获得信任，恰恰是因为其专业劳动使沟通成为可能。秦潞山事件表明，这一基础设施如今面临成为安全治理对象的风险。我们究竟是在“大跃进”，还是在“大倒退”？
（本文最初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在墨尔本撰写。）
作者：于海青
于海青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媒体与传播学教授，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自动化决策与社会卓越研究中心（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Society，ADM+S）的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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