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翻譯成為國家安全議題：誰的專業能力才算數？
秦潞山的事件表明，一位備受尊敬的普通話口譯員，幾乎在一夜之間便成為國家安全議題中的人物。媒體的框架建構如何促成這一轉變？這一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影響著澳大利亞社會如何看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專業能力以及跨國溝通。
數十年來，秦潞山一直為澳大利亞歷屆總理提供口譯服務：從霍華德到阿爾巴尼斯，並在翻譯與口譯服務領域建立了卓越的職業生涯，2016 年獲頒澳大利亞勳章（OAM）。然而，《澳大利亞人報》8 月 28 日的一篇報道，卻將他塑造成了另一種形象：一個涉及中國與澳大利亞華裔的國家安全議題人物。
這一事件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個人層面。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院（ASPI）旗下《戰略家》隨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主張，澳大利亞應設立政府專用的普通話口譯服務機構，並且只能由通過安全審查的口譯員提供服務。與此同時，悉尼科大澳中關係研究院發表的一篇回應文章則指出，這場爭議揭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澳大利亞的「中國問題」正日益影響著社會如何理解澳大利亞華裔的專業能力。
這些不同的介入與討論表明，真正的問題並不僅僅關乎一名口譯員或某一個社區，而在於跨國溝通正在如何被重新定義。
框架建構的力量
長期以來，媒體研究學者一直指出，新聞的作用不僅僅是報道事實，更在於對事實進行框架建構。正如政治傳播學者羅伯特·恩特曼所指出的，框架建構通過「顯著性」體現媒體的力量：即決定哪些內容應當被突出，以及一個議題應當如何被理解。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1231/chineseinterpretersrevealwhatthehighpressurejobislike/10667258
2018 年，秦潞山曾出現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的一篇報道中，該報道對澳大利亞世界一流的外交口譯員給予了高度肯定。如今，同一個人卻因為過去與中國大學存在聯繫而被視為具有「風險」。秦潞山為澳大利亞政府部長提供高層口譯服務的方式並沒有發生改變。改變的是解讀他的框架。
《澳大利亞人報》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或許正是歐文·戈夫曼所稱的「關聯式框架建構」——即通過一系列具有解釋意味的符號賦予事物某種意義，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關聯定罪」（guilt by association）。
該文並未指控秦潞山從事間諜活動，也未指控其有任何違法行為。相反，文章通過一系列跡象及相關信息構建出如下關聯鏈條：• 秦潞山曾任四川大學訪問教授；
•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院將四川大學列為「極高風險」；
• 該大學與中國軍工體系存在聯繫；
• 秦潞山過去與該大學的聯繫因此值得關注；以及
• 因此，他目前所處的職位引發了安全方面的關切。
這種關聯式框架建構，是通過運用表面上「事實性」、客觀的信息來形成一種懷疑性的敘事。它並非直接提出指控，而是通過關聯引導受眾作出推斷。在《澳大利亞人報》的國家安全新聞報道中，二者之間的界限對於受眾而言可能變得難以區分。
還有另一種頗具影響力的傳播技巧：詞彙啟動效應（lexical priming）。當「高風險」「軍事」「網路間諜」「核」「安全」等詞彙在有關中國和澳大利亞華裔的媒體報道中反覆出現時，讀者便容易受到這種關聯式框架建構的影響，並傾向於透過「危險」這一視角來解讀隨後出現的信息。
誰的專業能力才算數？
秦潞山事件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是究竟哪些人的聲音被賦予了權威性。
如果高度依賴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院（ASPI）的風險評估，而該機構的專業領域主要在國防與戰略政策，那麼這種專業判斷本身並非中立。尤其是在涉及跨國溝通的討論中，當國防分析人士佔據主導地位，而語言學家、翻譯研究學者、區域研究專家以及外交實務工作者的聲音所佔空間相對有限時，更是如此。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院隨後介入這一討論，可以說向前邁進了一步。它沒有繼續將焦點完全放在秦潞山過去的任職與聯繫上，而是提出建立由政府信任的普通話口譯服務。對於涉及敏感職位及政府項目的人員，政府通常都會要求進行安全審查，而最高層級的外交口譯工作則涉及更高級別的安全審查。這是基本常識。
從歷史上看，同聲傳譯員一直被視為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其專業權威建立在語言專長、長期積累的經驗以及職業倫理上的中立性之上。然而，以國家安全為導向的新聞報道正在對何謂專業正當性提出質疑。
無論政府是否建立專門的口譯服務，我們是否將面臨這樣一種局面——語言能力與專業標準雖然仍屬必要條件，卻已不再是充分條件？我們是否正在澳大利亞看到毛澤東時代「又紅又專」困境的幽靈，而這一幽靈已經在美國遊盪：選擇口譯員時，政治忠誠是否將凌駕于專業能力之上？
為何這一事件的影響遠遠超越個人
對於許多澳大利亞華裔而言，由此引發的反應遠遠超出了秦潞山本人。在他們的微信群中，圍繞外國干預、大學合作、奧庫斯(AUKUS)以及澳大利亞對華政策展開了激烈討論，並對此表達憂慮。悉尼科大澳中關係研究院（ACRI）的評論恰當地指出，澳大利亞正越來越傾向於通過所謂的「中國問題」來解讀秦潞山這樣的澳大利亞華裔公眾人物：即傾向於透過忠誠度審視和地緣政治競爭的稜鏡，來理解其專業能力與觀點。
問題並不在於國家安全是否重要，國家安全當然重要。真正的問題在於，澳大利亞華裔專業人士能否在公共領域出現，而不必首先因為外界對其與中國的關係或與中國大學聯繫所作的假設，而接受其正當性的檢驗。
從這一角度來看，這場爭議所揭示的，與其說是某一位口譯員的問題，不如說是有關「中國專業知識與能力」的問題：由誰來決定什麼才算是有關中國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以及在何種條件下，這種專業知識與能力才能在公共領域獲得理解和認可。
真正的挑戰
我們完全有權審視外國影響、維護國家利益，並討論國際合作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但是，這種審視應當始終以證據為依據，而不應以「關聯定罪」為基礎。
秦潞山的事件揭示，在戰略競爭的時代，跨文化和跨國溝通領域的專業人士：過去曾發揮橋樑和文化中介的作用，如今正在被重新界定為潛在的安全隱患。這令澳大利亞華裔不寒而慄。
澳中關係研究院的文章促使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專業知識與職業素養再也無法與地緣政治猜疑相分離時，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樣？
如果翻譯不再僅僅被界定為一種溝通服務，而開始被視為澳大利亞國家安全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那麼，大學這樣的知識生產機構以及教授這樣的知識生產者又將如何？過去被針對的是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如今，藝術、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是否也都將成為被針對的對象？這場「獵巫」究竟還要走多遠？
我們如何建構這些事件的敘事框架，其影響遠不止於塑造公眾輿論。它還決定了在公共領域中，哪些形式的多元文化專業知識與能力仍然能夠獲得信任。傳統上，口譯員一直發揮著一種「隱形基礎設施」的作用；他們之所以獲得信任，恰恰是因為其專業勞動使溝通成為可能。秦潞山事件表明，這一基礎設施如今面臨成為安全治理對象的風險。我們究竟是在「大躍進」，還是在「大倒退」？
（本文最初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在墨爾本撰寫。）
作者：于海青
于海青是澳大利亞墨爾本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 University）媒體與傳播學教授，同時也是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自動化決策與社會卓越研究中心（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Society，ADM+S）的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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