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声2026年9月18日】（希望之声记者章纯综合报导）
9月17日晚，澳洲法轮大法学会、摆脱奴役组织（Be Slavery Free）、澳洲人权律师协会（ALHR）、终止中国移植滥用国际联盟（ETAC）、澳洲维吾尔族妇女协会（AUTWA）联手在悉尼放映了获奖纪录片《冷战中的金丝雀》（Canaries in a Cold War），探讨中共国的强制奴工、器官贩卖及人权迫害等问题，及澳洲应该如何因应。
《冷战中的金丝雀》透过美国创作歌手兼人权活动家詹姆斯·怀特（James H. White）的视角，讲述了吉林省马家三姐妹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并揭示了当前正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新疆维吾尔族人及香港人的人权迫害、器官贩卖及奴工问题；同时记录了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主导的对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查证，以及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所主持的非官方独立人民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对此案的审理过程及结果。
放映会后的问答环节由悉尼国际人权律师马德琳·布里奇特（Madeleine Bridgett）主持；国际知名人权律师、长期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加拿大勋章获得者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摆脱奴役组织 （Be Slavery free）联合主任卡罗琳·基托（ Carolyn Kitto），中共迫害幸存者、法轮功学员唐乙文和澳洲维吾尔族妇女协会主席雷米拉·查尼谢夫（Remila Chanisheff）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放映会。
曾将「活摘器官」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所未有的邪恶」的麦塔斯先生在影片中对詹姆斯·怀特说：「活摘器官这种情，不要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再去制止，那时候就为时太晚了！」
他介绍说，他是在加拿大前内阁部长、前亚太事务国务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的邀请下，开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
「 2006年3月，苏家屯前护士Annie（化名）女士在华府公开指称，她的前夫多年来一直在苏家屯血栓医院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其他器官也遭摘出后被杀害，他们的遗体在医院内部就地火化，而器官则被高价出售给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西方人，或与中共有关系的中国人。但中共否认了这一指控。」
麦塔斯：『我答应了乔高的一要求，因为作为一位难民律师，我曾经经手过一些法轮功学员的难民申请，我知道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还有这样一种迫害方式。」
「当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证据真空。」麦塔斯说，「因为当时没有生还的受害者能够告知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施恶者和其掌握的证据之外，这个指控中没有任何证人；而且除了监狱和医院的文件之外，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文件，这些监狱和医院的文件又无法公开取得。」
「因此，对我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厘清问题，确定答案究竟是『是』还是『不是』。我不想让事情一直停留在一方声称确有其事、另一方予以否认的状态。」
于是，麦塔斯与乔高开始从不同方向寻找证据，建立一条涵盖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链。
「起初，支持与反驳这项指控的证据各有十多项。然而，最终所有试图证明这项指控不成立的调查，都没有得到结果；而每一条支持这项指控的调查线索，都包含若干关键证据。将这些证据拼凑起来，就能看出，这件事情确实正在发生。」
麦塔斯首先提到的证据，是电影中提到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抽血和器官检查。「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证据。」他说。在调查过程中，麦塔斯曾向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了解情况。这些法轮功学员彼此并不认识，也从未交流过，而且当时他们中大多人并不清楚Annie的指控，更不知道抽血和器官检查可能与活摘器官有关。
然而，他们却描述了相同的情况：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强制抽血和器官检查，却无人告知原因；而监狱中的其他在押人员没有接受类似检查；更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检查并非出自于对法轮功学员健康状况的关心。因为正如电影中所讲述的，当时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正遭受着酷刑迫害。
「他们（这些法轮功学员）甚至不太对我谈及这件事情，他们谈的更多的是自己在狱中遭到的酷刑迫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算酷刑迫害。」麦塔斯说，然而，这恰恰是调查中的一重要线索。因为器官移植需要进行供体与受体之间的血型和组织配对。
第二项证据来自2006年的电话调查。当时，一些调查人员声称自己是需要器官移植患者家属，他们致电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询问能否找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因为中国人普遍知道，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而且不抽烟喝酒，生活方式非常健康，因此他们的器官也非常健康。
在医院回复中，有的医院称「有这种器官」，有的称「目前没有，但可以去军队医院找」；还有医院称「以前有过这类器官，而后由军队医院接手了」。这些电话录音后来被公开发布。直到今天，麦塔斯也认为这些电话内容令人惊骇。
第三项证据，则涉及当时的法律环境。麦塔斯指出，中共在1984年曾法律规定，在死后尸体无人认领的情况下，可以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且无需征得其本人或亲属同意。与此同时，国际上虽然各国都有惩治谋杀的法律，但当时并没有专门针对跨境器官贩卖的法律。
「这是当时我们的三大证据。」麦塔斯说。
2015年，麦塔斯与乔高和影片中出现的美国调查记者伊森·古特曼（Ethan Gutmann）等人更新了他们的调查报告。
鉴于当时中共当局声称器官来自捐赠，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器官捐赠系统；之后又声称器官来自死刑犯。然而，死刑执行日期具有不确定性，而器官移植预约日期却是确定的。此外，一些死刑犯可能感染乙肝等传染病，使其器官无法用于移植，等种种原因，麦塔斯他们调查团队的人并不相信中共的说词。
而进一步查阅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各医院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并对这些数字汇总后，他们发现这些医院每年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总数，是中共官方数字的十倍。
而最近在堪培拉，他在与一名刚刚来到澳洲的法轮功学员交谈时发现，这名学员在2023年还曾接受了抽血和器官检查，她周边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也有类似经历。麦塔斯说：「因此，这种事情仍然存在。」
澳洲维吾尔族妇女协会主席雷米拉·查尼谢夫（Remila Chanisheff）介绍说，她的父母在1979年因中共的存在，以及中共对维吾尔族持续不断的镇压而背井离乡，来到澳洲。如今的新疆局势仍令她深感忧虑。因为中共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文化清洗，并试图掩盖相关事实。
她说：「我的父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并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中共强行分开。他们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再在自己的家园，作为维吾尔族人继续学习、工作和发展事业，因此他们选择来到了澳洲。而大多数维吾尔族海外侨民的经历也是如此。中共的存在、对维吾尔族人的持续压制，以及迫害的不断加剧，迫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她指称在「9·11」之后，中共在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打压维吾尔族人，将维吾尔族人关入集中营，并摘取他们的器官。而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人。
她说：「正如影片中所展示的，从2016年、2017年开始，这些集中营中出现了医院、火葬场运送器官的「绿色通道」。」
她指出，伊斯兰教传统中原本并不存在所谓「Halal器官」的概念，而现在这些集中营中遭关押的维吾尔族人的器官被送往中国大陆及中东国家；还有些移植游客在进入这些集中营后，在不到一周便能获得所需的肾脏、肝脏等器官。
她还表示，正如电影中所介绍的，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逐步发展和改进了其控制、监控及迫害的方式。「因此，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现场还有很多记者，有现场录像和影像可以传出；而现在，我们却很难看到中共对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学员进行文化清洗和种族灭绝的真实情况。」「中共非常善于隐瞒事实，它放下铁幕，让外界看不到中国的实情。现在，中国的真实情况极其难以传到外界，中国的一切都受到监控。」
「因此，到了2026年，人们可以与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人自由交谈，却无法与新疆的人自由交谈。我甚至无法与自己的亲人通话，因为我担心这样会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
她还批评澳洲政府在应对中共的强制奴工方面做得明显不够。她说：「我们怎么可以拥有强有力的价值观，却没有保护人权法案？怎么可以对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文化清洗罪，不采取任何行动？」
她说：「澳洲是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中等国家；中共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澳洲为什么要和一个犯下种族灭绝和人权罪的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呢？」
她敦促澳洲和美国、英国、欧盟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都拒绝进口中共的商品，孤立中共，「这样，中共别无选择，只能改变。」
曾险遭中共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唐乙文，在问答环节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法轮功学员所坚守的「真、善、忍」理念，并敦促澳洲民众毋忘上天的旨意，勇敢地支持正义，做正确的事情。
唐乙文表示，影片中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前往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请愿的情景，让她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她当时也曾前往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请愿，并曾因此在圣诞节遭到一名毕业于中共「精英」学校的警官酷刑迫害。
她回忆说，当年关押和迫害她的房间，有一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名字——「心理咨询室」。「任何来那里参观的人，都很难想像，躺在那间『心理咨询室』里的我，当时是多么凄惨。」
她还讲述了一次自己险遭活摘器官的经历：
「有一次，我也差一点遭到中共活摘器官。当时我绝食绝水二十天，已经奄奄一息。他们说要把我送回家，却把我带到广州一家军区医院。当时，一名穿着白大褂的人已经推着手术推车，在那里等着。」
「那一刻，我凝视着那名医护人员的眼睛，对他的良知说话。我对他说：『医生，我是被强行送到这里来的。如果我死在医院里，你能够负责任吗？你的良知是清白的吗？』」
「那个人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你们自己解决吧。』说完，他转身离开了。」
「如果我在那个短暂的瞬间没有坚定不移，我可能已经死在那间手术室里，我的肾脏也可能已经被送往澳洲或美国。」
唐乙文回忆说，2017年底，她翻山越岭逃离中国，辗转抵达老挝，随后又历尽重重艰险，逃到了泰国。整个逃亡过程中，她没有身分证件。
她说：「其实在我启程之前，我的朋友曾劝我办一个假护照。但是我说：『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们修炼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真」。我必须诚实地对待自己，也诚实地对待别人。我怎么可以拿假护照来骗人？如果他们真的抓住我，我会说：「这就是我。」哪怕我进监狱，哪怕我死在那里，我都不会撒谎。』」
当年在中共监狱中，狱卒也曾对她表示，只要她承认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就可以获得释放。「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哪怕最后只有一个人在修炼法轮大法，那个人也会是我。我怎么可以去撒谎？」
然而，逃亡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这一路逃亡途中，我曾多次面临死亡威胁，但一次次化险为夷，这就是神迹。」她说，并举例说，有一次在一个检查站，安检人员截住了第一辆车，也截住了最后一辆车，而她所乘坐的车恰好在中间，因此被放行；
还有一次，安检人员截住了每一辆车，要求所有人摇下车窗接受检查。安检人员逐一查看车内的人，而她当时就坐在车窗边。
「我当时等着他要求我出示身分证，因为他身边有一台设备，可以立即辨别身分证的真假。我坐在那里，对他微笑，因为我的良知是干净的。」「那个安检人员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然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挥了挥手，为我们的车放行了。」
「就这样，在老挝和泰国，我经过了很多检查站，一次又一次平安通过。」
逃亡途中，她也曾经历过极其艰苦的环境。「当我从那些山上走下来时，双手布满皱纹，看起来就像八十岁的老妇人一样。在途中，我差点窒息而亡，也曾差点滑落悬崖，因为我必须在半夜的黑暗中行走。」「但是，我活着走出来了。」
她认为，自己最终能够活着出来，是上天给予她的一次机会，让她能够来到西方社会，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传递自己的信息：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多端的中共快垮了；神在让人们进行选择。西方国家不要忙于拉拢中共；而违背了神的旨意。
她说：「要知道，在当今这个我们只相信科技、金钱和权力的世界里，我们忽视了上天的旨意。然而，神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审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希望每一个澳洲人，在面对高科技和物质利益时，都能够用自己的良知和善来作出判断，问问自己究竟应该为人类些什么；无论别人怎么说，大家都应该做正确的事情，勇敢地坚持正义。」
「我认为，为了澳洲，也为了整个人类，分享我的这些个人经历，是我的荣耀，也是我的责任。」
一位叫Nick 的观众在问答环节表示，他原本准备邀请一位中国朋友来观看电影；而那位已经来澳十多年的中国朋友的答复令他震惊。
那位朋友答复道：「如果澳大利亚采取中共对待的穆斯林和宗教X教的方式，澳洲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像澳洲这样的一个小国根本是无法对此（中共的这些问题）采取行动或干预的。」
Nike 说：「我觉得她的答复相当傲慢，我无法理解她为何会如此缺乏同情心。中共需要多少个十年，能够培养出这种『革命精神』？」
对此，麦塔斯答复道：「仇恨、煽动仇恨、煽动歧视，煽动种族灭绝，这些行为本身就是犯罪。几乎在全世界各地，这些都是属于条约规定的犯罪行为⋯⋯虽然产生仇恨的原因不同、措辞不同，但仇恨的现象是本身相同的。仇恨像爱一样普遍；谎言和真相一样根深蒂固；而人类对真相的追求，正是因为人世间有如此之多的谎言。」
他继而说道：「实施迫害行为的人，有些是为了工作，有些是为了钱，有一些是因为谎言对深信不疑。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把所有的施暴者关入监狱，我们必须去宣导，除他们激进的情绪，并通过真相触发他们的改变；」他认为唐乙文就通过与施暴者的互动，令施暴者退缩了。
「 即使这些人是暴力分子，我们也不能以恶制恶，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让他们不再激进，这才是一种理性解决的方式。」麦塔斯说，「我承认，这些施暴者中有些确实已无可救药， 但我认为以某种方式与提出这类荒谬言论的人沟通，让他们三思而行，或改变自己的观点，才是应对之道。」
布里奇特则补充道：「我们澳洲人可能非常难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在这里一个自由的世界中，在中国一切都受到（中共的）控制，每一个叙事都受到（中共）控制，有些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天安门大屠杀的事情，因为中共已经将这件事情从历史中抹去了。事实上，可能一开始在任何中共的书中就不曾提及这件事情。」
「因此，你的那个朋友只相信中共告知她们的，就好似一种洗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我们在澳洲享有的自由不受到任何形式的侵害，无论这种侵害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
澳洲维吾尔族协会主席巴赫蒂亚尔·博拉（Bahtiyar Bora）表示，《冷战中的金丝雀》让他想起了自己幼时的经历。
他回忆说：「那是1968年1月23日，当时我才8岁。40名中共人员半夜闯入我家，四处搜查。我们被迫赤裸着身体靠墙坐着。他们从床上抓走了我的母亲。她当时只有46岁，而且正在生病，却仍遭到他们殴打。」
「当时，我的父亲被关在劳教所，直到十年后才获释，但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谈到自己的经历，他说：「中共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黑帮，是种族灭绝者。他们并不在乎维吾尔族人、藏族人或中国人。任何试图有尊严地活着的人，都会成为他们的敌人。」
「其实，我们维吾尔族人并不构成对中共的威胁；但只要我们坚守自己的信仰、说自己的语言、认同自己的维吾尔族身份，就会被中共视为敌人。」
他进一步表示：「这种杀戮并不是1999年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才发生的，而是从1927年中共成立时就开始了。在中共近百年的历史中，他们在中国杀害了数百万中国人。」
澳洲人权活动家鲍勃·温尼科姆（ Bob Winnicombe）为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香港人遭受的迫害感到遗憾，他说：「英国既然终止了从约旦河西岸的进口，为什么不终止中国商品的进口？应该完全停止进口中国产品，这样中国才能够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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