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6年9月18日】（希望之聲記者章純綜合報導）
9月17日晚，澳洲法輪大法學會、擺脫奴役組織（Be Slavery Free）、澳洲人權律師協會（ALHR）、終止中國移植濫用國際聯盟（ETAC）、澳洲維吾爾族婦女協會（AUTWA）聯手在悉尼放映了獲獎紀錄片《冷戰中的金絲雀》（Canaries in a Cold War），探討中共國的強制奴工、器官販賣及人權迫害等問題，及澳洲應該如何因應。
《冷戰中的金絲雀》透過美國創作歌手兼人權活動家詹姆斯·懷特（James H. White）的視角，講述了吉林省馬家三姐妹因修鍊法輪大法而在中國遭受的迫害；並揭示了當前正在中國發生的、針對法輪功學員、新疆維吾爾族人及香港人的人權迫害、器官販賣及奴工問題；同時記錄了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主導的對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查證，以及英國御用大律師傑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所主持的非官方獨立人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對此案的審理過程及結果。
放映會後的問答環節由悉尼國際人權律師馬德琳·布里奇特（Madeleine Bridgett）主持；國際知名人權律師、長期調查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加拿大勳章獲得者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澳大利亞勳章獲得者、擺脫奴役組織 （Be Slavery free）聯合主任卡羅琳·基托（ Carolyn Kitto），中共迫害倖存者、法輪功學員唐乙文和澳洲維吾爾族婦女協會主席雷米拉·查尼謝夫（Remila Chanisheff）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放映會。
曾將「活摘器官」稱為「這個星球上從所未有的邪惡」的麥塔斯先生在影片中對詹姆斯·懷特說：「活摘器官這種情，不要等到發生在自己身上再去制止，那時候就為時太晚了！」
他介紹說，他是在加拿大前內閣部長、前亞太事務國務卿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的邀請下，開始調查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
「 2006年3月，蘇家屯前護士Annie（化名）女士在華府公開指稱，她的前夫多年來一直在蘇家屯血栓醫院摘取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這些法輪功學員的其他器官也遭摘出后被殺害，他們的遺體在醫院內部就地火化，而器官則被高價出售給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西方人，或與中共有關係的中國人。但中共否認了這一指控。」
麥塔斯：『我答應了喬高的一要求，因為作為一位難民律師，我曾經經手過一些法輪功學員的難民申請，我知道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但當時我並不清楚，還有這樣一種迫害方式。」
「當時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證據真空。」麥塔斯說，「因為當時沒有生還的受害者能夠告知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除了施惡者和其掌握的證據之外，這個指控中沒有任何證人；而且除了監獄和醫院的文件之外，也沒有任何可靠的文件，這些監獄和醫院的文件又無法公開取得。」
「因此，對我而言，首先要做的是釐清問題，確定答案究竟是『是』還是『不是』。我不想讓事情一直停留在一方聲稱確有其事、另一方予以否認的狀態。」
於是，麥塔斯與喬高開始從不同方向尋找證據，建立一條涵蓋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鏈。
「起初，支持與反駁這項指控的證據各有十多項。然而，最終所有試圖證明這項指控不成立的調查，都沒有得到結果；而每一條支持這項指控的調查線索，都包含若干關鍵證據。將這些證據拼湊起來，就能看出，這件事情確實正在發生。」
麥塔斯首先提到的證據，是電影中提到的對法輪功學員的抽血和器官檢查。「對我而言，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證據。」他說。在調查過程中，麥塔斯曾向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了解情況。這些法輪功學員彼此並不認識，也從未交流過，而且當時他們中大多人並不清楚Annie的指控，更不知道抽血和器官檢查可能與活摘器官有關。
然而，他們卻描述了相同的情況：法輪功學員在獄中被強制抽血和器官檢查，卻無人告知原因；而監獄中的其他在押人員沒有接受類似檢查；更令人疑惑的是，這些檢查並非出自於對法輪功學員健康狀況的關心。因為正如電影中所講述的，當時法輪功學員在監獄中正遭受著酷刑迫害。
「他們（這些法輪功學員）甚至不太對我談及這件事情，他們談的更多的是自己在獄中遭到的酷刑迫害。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不算酷刑迫害。」麥塔斯說，然而，這恰恰是調查中的一重要線索。因為器官移植需要進行供體與受體之間的血型和組織配對。
第二項證據來自2006年的電話調查。當時，一些調查人員聲稱自己是需要器官移植患者家屬，他們致電中國從事器官移植的醫院，詢問能否找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因為中國人普遍知道，法輪功學員修鍊法輪功，而且不抽煙喝酒，生活方式非常健康，因此他們的器官也非常健康。
在醫院回復中，有的醫院稱「有這種器官」，有的稱「目前沒有，但可以去軍隊醫院找」；還有醫院稱「以前有過這類器官，而後由軍隊醫院接手了」。這些電話錄音後來被公開發布。直到今天，麥塔斯也認為這些電話內容令人驚駭。
第三項證據，則涉及當時的法律環境。麥塔斯指出，中共在1984年曾法律規定，在死後屍體無人認領的情況下，可以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且無需徵得其本人或親屬同意。與此同時，國際上雖然各國都有懲治謀殺的法律，但當時並沒有專門針對跨境器官販賣的法律。
「這是當時我們的三大證據。」麥塔斯說。
2015年，麥塔斯與喬高和影片中出現的美國調查記者伊森·古特曼（Ethan Gutmann）等人更新了他們的調查報告。
鑒於當時中共當局聲稱器官來自捐贈，但當時中國並沒有器官捐贈系統；之後又聲稱器官來自死刑犯。然而，死刑執行日期具有不確定性，而器官移植預約日期卻是確定的。此外，一些死刑犯可能感染乙肝等傳染病，使其器官無法用於移植，等種種原因，麥塔斯他們調查團隊的人並不相信中共的說詞。
而進一步查閱中國從事器官移植的各醫院官方網站上公布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並對這些數字彙總後，他們發現這些醫院每年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的總數，是中共官方數字的十倍。
而最近在堪培拉，他在與一名剛剛來到澳洲的法輪功學員交談時發現，這名學員在2023年還曾接受了抽血和器官檢查，她周邊的其他法輪功學員也有類似經歷。麥塔斯說：「因此，這種事情仍然存在。」
澳洲維吾爾族婦女協會主席雷米拉·查尼謝夫（Remila Chanisheff）介紹說，她的父母在1979年因中共的存在，以及中共對維吾爾族持續不斷的鎮壓而背井離鄉，來到澳洲。如今的新疆局勢仍令她深感憂慮。因為中共在新疆犯下了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和文化清洗，並試圖掩蓋相關事實。
她說：「我的父母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並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被中共強行分開。他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再在自己的家園，作為維吾爾族人繼續學習、工作和發展事業，因此他們選擇來到了澳洲。而大多數維吾爾族海外僑民的經歷也是如此。中共的存在、對維吾爾族人的持續壓制，以及迫害的不斷加劇，迫使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
她指稱在「9·11」之後，中共在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打壓維吾爾族人，將維吾爾族人關入集中營，並摘取他們的器官。而維吾爾族人遭受迫害的原因，在很多情況下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維吾爾族人。
她說：「正如影片中所展示的，從2016年、2017年開始，這些集中營中出現了醫院、火葬場運送器官的「綠色通道」。」
她指出，伊斯蘭教傳統中原本並不存在所謂「Halal器官」的概念，而現在這些集中營中遭關押的維吾爾族人的器官被送往中國大陸及中東國家；還有些移植遊客在進入這些集中營后，在不到一周便能獲得所需的腎臟、肝臟等器官。
她還表示，正如電影中所介紹的，在中共打壓法輪功的過程中，中共逐步發展和改進了其控制、監控及迫害的方式。「因此，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現場還有很多記者，有現場錄像和影像可以傳出；而現在，我們卻很難看到中共對維吾爾族人和法輪功學員進行文化清洗和種族滅絕的真實情況。」「中共非常善於隱瞞事實，它放下鐵幕，讓外界看不到中國的實情。現在，中國的真實情況極其難以傳到外界，中國的一切都受到監控。」
「因此，到了2026年，人們可以與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的人自由交談，卻無法與新疆的人自由交談。我甚至無法與自己的親人通話，因為我擔心這樣會將他們置於危險之中。」
她還批評澳洲政府在應對中共的強制奴工方面做得明顯不夠。她說：「我們怎麼可以擁有強有力的價值觀，卻沒有保護人權法案？怎麼可以對中共對維吾爾族人犯下的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和文化清洗罪，不採取任何行動？」
她說：「澳洲是一個擁有相當實力的中等國家；中共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澳洲為什麼要和一個犯下種族滅絕和人權罪的政府建立夥伴關係呢？」
她敦促澳洲和美國、英國、歐盟等志同道合的國家和地區都拒絕進口中共的商品，孤立中共，「這樣，中共別無選擇，只能改變。」
曾險遭中共活摘器官的法輪功學員唐乙文，在問答環節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詮釋法輪功學員所堅守的「真、善、忍」理念，並敦促澳洲民眾毋忘上天的旨意，勇敢地支持正義，做正確的事情。
唐乙文表示，影片中法輪功學員前赴後繼前往天安門廣場，為法輪功請願的情景，讓她想起了當年的自己。她當時也曾前往天安門廣場為法輪功請願，並曾因此在聖誕節遭到一名畢業於中共「精英」學校的警官酷刑迫害。
她回憶說，當年關押和迫害她的房間，有一個聽起來冠冕堂皇的名字——「心理諮詢室」。「任何來那裡參觀的人，都很難想像，躺在那間『心理諮詢室』里的我，當時是多麼凄慘。」
她還講述了一次自己險遭活摘器官的經歷：
「有一次，我也差一點遭到中共活摘器官。當時我絕食絕水二十天，已經奄奄一息。他們說要把我送回家，卻把我帶到廣州一家軍區醫院。當時，一名穿著白大褂的人已經推著手術推車，在那裡等著。」
「那一刻，我凝視著那名醫護人員的眼睛，對他的良知說話。我對他說：『醫生，我是被強行送到這裏來的。如果我死在醫院里，你能夠負責任嗎？你的良知是清白的嗎？』」
「那個人沉默了幾分鐘，然後說：『你們自己解決吧。』說完，他轉身離開了。」
「如果我在那個短暫的瞬間沒有堅定不移，我可能已經死在那間手術室里，我的腎臟也可能已經被送往澳洲或美國。」
唐乙文回憶說，2017年底，她翻山越嶺逃離中國，輾轉抵達寮國，隨後又歷盡重重艱險，逃到了泰國。整個逃亡過程中，她沒有身分證件。
她說：「其實在我啟程之前，我的朋友曾勸我辦一個假護照。但是我說：『我是法輪大法修鍊者，我們修鍊的第一個原則就是「真」。我必須誠實地對待自己，也誠實地對待別人。我怎麼可以拿假護照來騙人？如果他們真的抓住我，我會說：「這就是我。」哪怕我進監獄，哪怕我死在那裡，我都不會撒謊。』」
當年在中共監獄中，獄卒也曾對她表示，只要她承認放棄修鍊法輪大法，就可以獲得釋放。「我在心裏對自己說，哪怕最後只有一個人在修鍊法輪大法，那個人也會是我。我怎麼可以去撒謊？」
然而，逃亡的道路並不平坦。
「在這一路逃亡途中，我曾多次面臨死亡威脅，但一次次化險為夷，這就是神跡。」她說，並舉例說，有一次在一個檢查站，安檢人員截住了第一輛車，也截住了最後一輛車，而她所乘坐的車恰好在中間，因此被放行；
還有一次，安檢人員截住了每一輛車，要求所有人搖下車窗接受檢查。安檢人員逐一查看車內的人，而她當時就坐在車窗邊。
「我當時等著他要求我出示身分證，因為他身邊有一台設備，可以立即辨別身分證的真假。我坐在那裡，對他微笑，因為我的良知是乾淨的。」「那個安檢人員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然後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揮了揮手，為我們的車放行了。」
「就這樣，在寮國和泰國，我經過了很多檢查站，一次又一次平安通過。」
逃亡途中，她也曾經歷過極其艱苦的環境。「當我從那些山上走下來時，雙手布滿皺紋，看起來就像八十歲的老婦人一樣。在途中，我差點窒息而亡，也曾差點滑落懸崖，因為我必須在半夜的黑暗中行走。」「但是，我活著走出來了。」
她認為，自己最終能夠活著出來，是上天給予她的一次機會，讓她能夠來到西方社會，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傳遞自己的信息：善惡有報是天理；作惡多端的中共快垮了；神在讓人們進行選擇。西方國家不要忙於拉攏中共；而違背了神的旨意。
她說：「要知道，在當今這個我們只相信科技、金錢和權力的世界里，我們忽視了上天的旨意。然而，神看著我們每一個人，審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我希望每一個澳洲人，在面對高科技和物質利益時，都能夠用自己的良知和善來作出判斷，問問自己究竟應該為人類些什麼；無論別人怎麼說，大家都應該做正確的事情，勇敢地堅持正義。」
「我認為，為了澳洲，也為了整個人類，分享我的這些個人經歷，是我的榮耀，也是我的責任。」
一位叫Nick 的觀眾在問答環節表示，他原本準備邀請一位中國朋友來觀看電影；而那位已經來澳十多年的中國朋友的答覆令他震驚。
那位朋友答覆道：「如果澳大利亞採取中共對待的穆斯林和宗教X教的方式，澳洲會是一個更好的社會；像澳洲這樣的一個小國根本是無法對此（中共的這些問題）採取行動或干預的。」
Nike 說：「我覺得她的答覆相當傲慢，我無法理解她為何會如此缺乏同情心。中共需要多少個十年，能夠培養出這種『革命精神』？」
對此，麥塔斯答覆道：「仇恨、煽動仇恨、煽動歧視，煽動種族滅絕，這些行為本身就是犯罪。幾乎在全世界各地，這些都是屬於條約規定的犯罪行為⋯⋯雖然產生仇恨的原因不同、措辭不同，但仇恨的現象是本身相同的。仇恨像愛一樣普遍；謊言和真相一樣根深蒂固；而人類對真相的追求，正是因為人世間有如此之多的謊言。」
他繼而說道：「實施迫害行為的人，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為了錢，有一些是因為謊言對深信不疑。我們的任務，並不是把所有的施暴者關入監獄，我們必須去宣導，除他們激進的情緒，並通過真相觸發他們的改變；」他認為唐乙文就通過與施暴者的互動，令施暴者退縮了。
「 即使這些人是暴力分子，我們也不能以惡制惡，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讓他們不再激進，這才是一種理性解決的方式。」麥塔斯說，「我承認，這些施暴者中有些確實已無可救藥， 但我認為以某種方式與提出這類荒謬言論的人溝通，讓他們三思而行，或改變自己的觀點，才是應對之道。」
布里奇特則補充道：「我們澳洲人可能非常難以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們在這裏一個自由的世界中，在中國一切都受到（中共的）控制，每一個敘事都受到（中共）控制，有些中國人甚至不知道天安門大屠殺的事情，因為中共已經將這件事情從歷史中抹去了。事實上，可能一開始在任何中共的書中就不曾提及這件事情。」
「因此，你的那個朋友只相信中共告知她們的，就好似一種洗腦，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確保我們在澳洲享有的自由不受到任何形式的侵害，無論這種侵害是公開的，還是隱蔽的。」
澳洲維吾爾族協會主席巴赫蒂亞爾·博拉（Bahtiyar Bora）表示，《冷戰中的金絲雀》讓他想起了自己幼時的經歷。
他回憶說：「那是1968年1月23日，當時我才8歲。40名中共人員半夜闖入我家，四處搜查。我們被迫赤裸著身體靠牆坐著。他們從床上抓走了我的母親。她當時只有46歲，而且正在生病，卻仍遭到他們毆打。」
「當時，我的父親被關在勞教所，直到十年後才獲釋，但不久之後就去世了。」
談到自己的經歷，他說：「中共並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黑幫，是種族滅絕者。他們並不在乎維吾爾族人、藏族人或中國人。任何試圖有尊嚴地活著的人，都會成為他們的敵人。」
「其實，我們維吾爾族人並不構成對中共的威脅；但只要我們堅守自己的信仰、說自己的語言、認同自己的維吾爾族身份，就會被中共視為敵人。」
他進一步表示：「這種殺戮並不是1999年迫害法輪功學員之後才發生的，而是從1927年中共成立時就開始了。在中共近百年的歷史中，他們在中國殺害了數百萬中國人。」
澳洲人權活動家鮑勃·溫尼科姆（ Bob Winnicombe）為法輪功學員、維吾爾族人、香港人遭受的迫害感到遺憾，他說：「英國既然終止了從約旦河西岸的進口，為什麼不終止中國商品的進口？應該完全停止進口中國產品，這樣中國才能夠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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